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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莲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下午，我要了经常来她家的那个穿着很性感的女子的电话号码，因为我曾听阿莲说，那是她最要好的朋友。
阿莲说，她的名字叫芳婷。
芳婷也曾经是一位留守女人，她送老公去美国后，就开始找工作，她每天兼职两份工作，辛辛苦苦地还完了老公出国所借贷的外债，日日夜夜地盼望着老公回来夫妻团聚。三年后，腰缠万贯的老公回来了，却过起了挥霍无度的糜烂日子，包情人嫖娼妓买六合彩，日日脚不沾家。更可怕的是，他们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芳婷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回心转意，换来的却是丈夫挥动的老拳。最后，他们离婚了。芳婷什么也没有带，只带着满身心的伤痕，就这样走出了那个豪华而阴冷的家。
阿莲说，芳婷现在在做医药代理。
在一家茶馆里，我和芳婷面对面坐着，我说了娜娜的病情，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阿莲。
芳婷沉默了，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脸上滚落。她说，一定要让她知道，她迟早都会知道的。
她说，让她来告诉阿莲。还要通知阿莲的老公，让他赶快从日本回来。
阿莲的老公叫陈林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后来，芳婷告诉我说，她是当天夜晚告诉阿莲的。阿莲知道这个消息时，很平静很平静，一滴眼泪也没有流。阿莲一根接一根地很凶猛地抽烟，脸色铁青。芳婷陪着阿莲直到天亮。整个夜晚，阿莲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坐在地板上。天亮时分，她很努力地想站起身，突然吐出一口鲜血，鲜血像艳丽的花瓣落在地板上。阿莲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芳婷吓坏了，她手忙脚乱地搀扶起阿莲，一声一声急切地喊着她的名字。阿莲睁开眼睛，坐起身，突然哭出声来，她说，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
芳婷说，她替阿莲给陈林峰打了电话，远在日本的陈林峰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电话。
他说，他很忙。
第二天，阿莲取出了家中所有的存款，和我们一起来到了福州医院。
后来，娜娜就在福州总院住院治疗。她再也没有返回学校。
那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阿莲和娜娜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阿莲所有的存款只有10万元，在娜娜住院治疗的第一个月，10万元就全部送进了医院。然后，她托别人卖掉了福州和福清的房子，由于急着出手，所以卖价都非常低廉。
那些日子里，钱像积雪融化一样，很快地就变成水流走。那些维持生命的昂贵的药品，带着微薄的希望，注入娜娜的体内，与恐怖的死神抗争。阿莲每天要花费数千元。
二十八 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一个富贵的家庭也难以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经常会去医院看望娜娜，一向很活泼的娜娜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像一个布娃娃。她大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睛里有一种孩子不应拥有的忧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什么病，也许知道了也不会明白这种疾病的严重。在那些日子里，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学啊？
有一次，医生在为她做骨穿刺手术时，她看着床边流泪的阿莲，居然安慰说，妈妈，不痛的，很快就好了。她的身上有着一般孩子所没有的坚强。每次医生在为她挂吊针时，她疼得眼泪汪汪，但是从来没有哭过一声。
阿莲说，上天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现在为什么又要把她带走？
夏天来临了，由于不断地化疗，娜娜身体变得越来越胖，头发也全部脱落了。她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为了节省每一分钱，阿莲没有给她买衣服，每天只是用浴巾包裹着病床上的她。我买了新衣服送给娜娜，娜娜接过衣服抱在怀中很开心地笑了，她说，这么漂亮的衣服，留着我上学时穿吧。我现在在病床上用不着。说得我们都留下了眼泪。孩子不知道，她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迈进校门了。
我们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拿出全部的勇气来同病魔作战，我们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会挫退病魔，把娜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连续几个月里，阿莲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她变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头说，我快要支持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从身体到心灵，都极度疲惫。我轻抚着她的腰背，安慰着她，一转头，突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需要三个疗程，然而，五个月后，第二个疗程尚未结束，阿莲已经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们的捐助和借款，还有出售两套房子的钱，全部送到了医院里。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天气预报说，本年度最大的一场台风要来了。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鲜红色的告示，上面写着关紧门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项。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树叶纸屑和塑料袋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风吹打在脸上，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莲再也无法支付每日昂贵的医药费，她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是她所有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还有娜娜的课本。我抱着娜娜，她在我的身后默默地走着。
娜娜安静地伏在我的怀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着已经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软无力。没有钱，娜娜被迫出院。疗程尚未结束。
我带着阿莲和娜娜回到我租住的单元房里，曾经生活在富裕与奢华中的她们已经无家可归。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许多天后，我还能记得那夜的台风。那夜，台风登陆福州。天地间一片灰暗，只有呼啸的风怒吼着从一条条街道里，从一幢幢楼房间，从一棵棵树梢上掠过，它像一个疯狂的巨人，对着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拳打脚踢，咆哮不已。它把楼顶上的广告牌一脚踢到地上，把一路经过的树枝都扯断，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脚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头碰在高耸的大楼上，痛苦地嘶声叫喊，它抱着高楼使劲摇撼，想让它们化为齑粉，然而无法达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户的玻璃都砸碎。然后，余怒未消的它继续在福州的街道上游荡，步履踉跄，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破坏着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
风力刚刚减弱，暴雨紧跟着就来了。先是一颗一颗，急速地从天而降，凶狠地砸着地面和楼顶，砸出一片爆豆般的声音。接着，雨点密集，像千军万马纷至沓来，像山洪暴发奔泻而下，像天崩地裂势不可挡。锯齿般的闪电劈开了黑沉沉的天空，将高楼和天宇连为一体，照亮了窗外惨白的雨帘，照亮了在风雨中痛苦挣扎的树木。闪电过后是雷霆万钧，雷声在天空中炸响，一幢幢楼房在恐惧中颤抖着……
我和阿莲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窗和门都关得很紧很紧，我们力图把恐惧关在门外，然而，每一声惊雷都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借助着闪电，我们看见楼下那棵高大榕树被大风吹得歪歪斜斜。我们担心雷声会惊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边一看，娜娜居然睁大着眼睛，她一直没有睡着。她在想什么？
那天夜晚，在风雨飘摇中的那间房屋里，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怀着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后，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黄的积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裤管，艰难地涉水而行。空中还在下着蒙蒙细雨。
那场台风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过后，云散雾开，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过后，阿莲一定要搬走，她说，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她搬到了仓山的一间民房里。而仓山，是福州最贫穷的地方。一间间低矮的简陋的房屋环拱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那些房屋里租住着众多的打工妹。
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