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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时出身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去内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农场。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岁去，二十七岁回来，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就那样白，这二年才变回色来。你说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嘛滋味？父亲在厂里烧锅炉，每天下班不回来，捡煤核，为他妈表现呗，天天十一、二点回来，他神经不正常，一帮子王八蛋拿他找乐，动不动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呵，宪法都规定保护，那会儿没人管这些。我这个当儿子的，眼瞧着父亲叫人折腾着玩，还叫嘛儿子？我真想找他们去，把他们全撂了，可不行，我没别的路。有次部队到厂里招兵，我咬破手指头写一份血书，这几个字“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祖国，要求参军。”我想，我参军家里就是军属，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体棒，体检没问题，又是厂里先进，部队想要，可一外调，说我的出身没定下来，不敢要，还是没路可走。
咱这么干，厂里倒也受感动，为了我出身问题，到父亲单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来，总悬着。这么大点儿的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
***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
第18章 复仇主义者
1966年25岁
男
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个高升——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