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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