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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拿这些大帽子把我扣死。一下绘我降了五级，从十七级降到二十二级，工资降下几十块钱，党内处分是留党察看。我咋能叫他们这群败类制服了呀，非要跟他们争争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再说老子是省委经地委派来的干部，凭啥由他们整治。官司打到地委，地委派工作组下来一查，好，老子没事。结论是：
“×××同志工作中虽有缺点，但不予处分，恢复工作和待遇。”
你想县委那帮假共产党哪肯轻易的放虎归山，对地委工作组耍阳奉阴违，等地委这些人一定，压住结论不落实。我人就给挂在县文教局，没等我再闹，反右开始，他们又得手了。
在县里开文教系统大会，把我们学校很多人也叫来，每人必须揭发我十条罪状才准离开会场。—家伙就几百条罪！等他们把这些罪状搞好辫子跟我在大会上见面时，我火了，骂他们：
“你们都是歪嘴子，捏造，一条罪状也不能成立。要说罪，你们整我这共产党员才是有罪，反革命罪！”
他们把我撵出会场。怕我在县里，打不成我右派，就派我下乡组织生产，还叫老子当工作组长。今天派到这儿深翻土地，明天到那儿灭蝗，修水库，修路，抢收。无论在哪儿都是干革命，老子都是好样儿的，防汛堵口子时我带头第一个往水里跳，差点叫洪水卷走。但我有一条，在任何地方干完了，都叫当地党组织给我写一份鉴定。我相信组织，按组织原则办事。这期间我两次被评为模范，还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按优秀党员八项标准评上的。
看吧！看谁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实打实的，哈哈哈哈。
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把我捏造成右派了，是在万人大会上宣布的。开会那天，所有被定成右派的都非去不可，惟独不叫我去，说怕我一去把会场闹乱，你说他们兴这么干吗？我在这边是优秀党员，在那边是右派，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事后他们来人了，叫我回县文教局。对我宣布右派结论，叫我签字，履行手续。县委没出头，怕我骂他们，是由文教局人事部门的小干部们宣布。我进屋数一数这天被宣布的人，除去我还有十五个。一个小小县文教局就十六个右派！那些人都灰头灰脸，套拉脑袋。我昂首挺胸不在乎，吓得这帮龟孙子不敢先宣布我，怕我闹，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宣布的。—我一听说我“右派”两字就火了，还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什么？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碗、墨水瓶、钢笔都蹦起来。我大叫：
“无效！要真的这样，共产党就不叫玩意儿了。那就用不着你们开除，老子加入都不加入！”
这群王八蛋！不吭声，指指“结论”那张纸，叫我在上边签字，我一把就撕了，骂他们：“老子当年当教育科长时就管你们！你们现在一手翻天，想治死老子，滚蛋！丑类！”
他们绘我骂得脸没处挂了，还想打我。我伸出手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看见没有，我两手都是横纹，自古以来，两手横纹的，打死人不偿命。谁不知道我手黑？日本鬼子反动派，老子全打过！镇反时老子是专区审判小组的，几个人一定反革命就崩了它，老子有枪也敢崩你们！打我右派，你们敢叫中央知道吗？”吓得他们脓了，哈哈哈哈。
这右派我从来就没认过。他们也不敢当面说我右派，但右派是定了，工资再降下四级，三十一块钱了。可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发工资，老子也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开除党籍？不算，除非中央说话！那时我只要见到县委书记，就嘴对嘴跟他干，吓得他不敢跟我说话，一碰面就躲开。地委也没办法，就把我调到另一个县的中学当劳动教员，我在那儿干得不错。这学校的党支书是转业军人，见我不是右派那样人，冤枉了，六一年给右派摘帽时他提出给我摘帽。我说：“谁干的，谁自己来解决，你别管！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多两宇，一摘我反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
我手没闲着，写了无数申诉信寄到省委和中央，中央忙，未准能有时间看我的信，我就不停地写，不停地寄。早晚中央知道了就会过问我这事，不会不管我。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俗话说，经是好的，都叫下边歪嘴的和尚念坏了。
文革一来抓走资派。说实话，我想毛主席肯定知道下边干部这些问题了，确实应该教育教育干部，清除那些变质的假共产党员了。中央英明，这是发动群众，想把党搞好。后来“文革”闹大了，我一直认为又是下边那帮人搞的，搞乱了好浑水摸鱼，保护自己打击好人。从心里我没有反对和抵触过文化大革命，中央发动的就不会有错。
当时北京传来消息斗黑帮，学校的书记、校长、教师尖子都绘弄进牛棚。我这个名牌右派当然也进牛棚，叫我做黑帮大队长，带领这些人学习干活。有一次，学生们把我们弄到县里的集市上批斗。被斗的人一个个拉上屋顶，在房上斗，交待问题，群众在下边喊口号，他们把我也弄上房，叫我认罪，我想这正是我说话的机会，我对群众开口说道：
“我是××地方人，贫农出身。你们由这儿打个电话到我的村子，就能问出我的根底。
共产党不是讲阶级路线吗？咋不斗争地主富农斗我贫农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咋不斗国民党反动派斗我呢？第三条，我当年是儿童团、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反动派，枪毙过反革命，咋对革命有功的人批斗呢？我有缺点错误，可我受过表扬，玩命干活，拿我斗有啥好玩呀！我爱护学校，现在这么乱，有人偷学校东西，偷凳子铺板啥的，我就跟他们抢，保护国家财产，昨还斗我呢？“
我有理，一讲，下边的人立时就泄劲了，学生们便胡乱喊些口号造造气氛，把我弄下房来。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哈哈哈哈，是呵。我说：“我知道现在正在文革，《十六条》里明文规定，历史问题运动后期解决，我耐心等着吧！”
可没多久，上边说有问题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坏怕我闹吧！我临走时说：
“我的材料请你们保存起来，二、三年后我还会回来解决。”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他们说：“美的你，共产党早不要你了，滚吧！”
真是翻天了，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长城脚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乡亲们对我都知根知底，谁不知我家祖祖辈辈贫农，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没人斗我玩。我在家干活呗！庄稼活也是干革命，我天天出工，没偷过懒儿，还是一步两脚印，一年里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着一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上偷偷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说文革中遭陷害怎么痛苦，干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党员，掉脑袋都不怕，怕啥诬陷？可我心里堵块石头，气出不来。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边这些事，一直没断了绘中央写信，可还是见不到回信。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屉，我怔住了，满抽屉都是我写给中央的信。
我急了，说：“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来呢！”
公社书记说：“咋是我扣的，是上边打回来的。信上还写着要我们组织群众批斗你呢！
这叫我咋办呀！大哥呵，你听我一句吧，别再写这信了。“
我泄气了，可还是不服。不信共产党天下变成这样了，我不信！就是天下变，我这个党员也不能变。再说中国上上下下还有那么多好党员，党的事业就得靠好党员支撑着。我挺得住，还得斗争。
为了我这个信念，个人牺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没随我回老家，带着一个闺女在T市里当语文教师，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受那些委屈就别说了。说多了对咱党咱国家没好处。我那丫头是好样儿的，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砖厂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等于劳改。可她居然当上团支书，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红？我一个儿子好打乒乓球，在宣化跟日本名将获材赛过一场，获材说他很有前途，解放军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派犯嘀咕了。说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