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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而战了呢！惊慌得程度不必描绘，可又不知是逃命对，还是守着家对。整条胡同骚乱起来。街道主任陪着一位军人出现在院里。街道主任对众人安抚道：“都别慌，都别怕！有什么可慌有什么可怕的？
今天夜里攻打‘炮轰派’们的老窝！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枪炮声！都到院外去集合，请省军区的李干事给我们讲话！。。”
院里的人就走向院外，跟着胡同里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几条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们胡同口的一片开阔地。静听省军区李干事宣布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联合通知：一、“炮轰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二、一切参加过“炮轰派”的人，限三日内，必须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委员会主动投案自首。三、“炮轰派”的头头，全属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揭发者有功，捉拿归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窝藏者有大罪，也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枪声炮声直响到“东方红城”出现了“新曙光”才渐渐稀落。
那天夜里有近万人攻打“哈一机”、“哈师大”等几处“炮轰派”的“据点”。他们由“捍联总”的“敢死队”、工厂里的学徒工、郊区的农民和省军区的战士组成。凡参加攻打的郊区农民，每人发十元钱，也有说发五元钱的。工厂里的学徒工提前转正。“捍联总”的“敢死队”和省军区的战士们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和犒劳，就不知内情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真枪、真炮、真子弹和真手榴弹。预先派出侦察员实地侦察。并由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和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哈一机”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哈师大”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所有的“炮轰派”据点在那一天夜里全被攻陷了。守方有饮弹身亡者。攻方也有饮弹身亡者。攻方身亡者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守方身亡者死有余辜，其家属为他们承担“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有人说那天夜里双方共死了十几人。也有人说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
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无法确知。但双方都死了人是无疑的。“炮轰派”那天夜里将全部装甲车和坦克都尽数发动了起来，准备全军覆灭，决一死战。后来是几个头头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宣布时说：“我们有罪，让我们几个人来承担这一武斗事件的历史罪名吧！让历史的法庭只审判我们吧！。。”“炮轰派”们被命令高举双手排队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范正美和冯昭逢在掩护下逃离“东方红城”，赴京请罪，替广大“炮轰派”向“中央文革”垦求对广大“炮轰派”群众恕免专政。。“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
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举歼灭“炮匪”的重大胜利和宣判会的实况录音。省市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及清查“炮轰派”的通告。我家的录音机已为哥哥卖到了寄卖店去，一直无钱赎回。我是在姜叔家听的广播。没听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扑在炕上，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自然是并没有被清查到头上。十八岁的我，内心里又是觉得侥幸，又是觉得羞耻。倘我也与许许多多“炮轰派”一起被公审，被宣判，可能我内心的痛苦倒会少些。
但果而那样的话，母亲是肯定会疯的。我所渴求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从此深深地埋葬在了我心里。那一次我是哭出了太多太多的眼泪。我还是瞒着母亲到“哈一机”去了一次，去凭吊我所渴望实现而终于
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我是什么主义也没有追求到什么精神也没有能实现。。“哈一机”的所有楼房的所有窗子都不存在了。遍地是被子弹击碎的玻
璃。仍有些孩子在各处寻找子弹头。据说第一天有些孩子竟捡了满满一桶子
弹头，卖了几十元钱。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布满了弹洞。我在一个房间里数了一下，竟有四十三个弹洞之多！
……
如今这一切是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它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么？它记载在历史的哪一页了呢？哪一页也没记载着。倒是“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地载入了史册。或许因为它毕竟是伟人所发动的吧？不能光芒万丈，也足警世千秋。但愿我的这篇“自白”，可当为历史的一份“补遗”，权作对那些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们的悼词，亦权作对我们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肤浅的“箴言”。。
潘复生是已经死了。不知对他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范正美又在哪里呢？冯昭逢又在哪里呢？“潘二嫂”又在哪里呢？倘他们都已不在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狱中押着，并没有被定为“文化大
革命”的终身罪犯，获得了自由的话，我愿他们都有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
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正过着他们自己的平平凡凡的日子。。一代天骄，十年浩劫，俱往矣！算起来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子曰：四十而不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的鬼头发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
第二年我就下乡了。。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北影
冉之父
作者：梁晓声冉来子。“父亲。。父亲他。。”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冉很久没来了。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死了。。”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
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
捅他。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我又是一阵愕然。“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
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
是那么回事儿。。”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冉匆匆告辞。。我独自发呆。。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
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
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
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