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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
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
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