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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像，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
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
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我也就“当仁不让”了。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懵。
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
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别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
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
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
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
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
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我说：“我家不远。”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
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
我家坐坐。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
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
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