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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默威又说，哈耶克的“主要论点是，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23｝。对此，哈耶克响应说：“我的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并不是‘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相反，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一句就写着，本书想要探究的是‘社会中人对人的强制降低到尽可能小程度的那种状态’。我承认，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能是将其最小化。我理解人们对我的这种妥协的失望之情。强制只能被减少，或使其危害尽可能地小，而不可能被完全取消。”｛24｝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防止一个人强制另一个人，就是对他们进行强制”｛25｝。哈耶克相信，国家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态维持下去。
除了强调法律对自由的至关重要性外，哈耶克还强调指出，进步的方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不应当强制所有人顺着一个方向发展，因为没有谁能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技术变化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社会生活。他坚信，每个人都处于“无可避免的无知状态”｛26｝。他说：“思想永远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引用奥利佛·克伦威尔的话说，“人在不知道自己爬向何方的时候，是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地方的”｛27｝。哈耶克强调：“有人相信，为了达到更高级的文明状态，我们只需将现在指导我们的种种理念付诸实施即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实现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地修正我们目前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从而使之适应于未来的实践。”｛28｝思想不可能预见到它自己的发展方向。
哈耶克相信理性，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29｝他的批评并不是针对理性的，相反，他提出了一种合理的看法：个人的理性可能知道和实施的事情是有限的，最优的社会应当以这一前提条件为基础，而不能以人的理性无所不能的信念为本。
《自由宪章》的第三部分是《福利国家的自由》，米塞斯在评论这部著作时做出过下面的评价：
哈耶克教授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在呼吁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福利项目的极权性质。现在，哈耶克教授在一本全面的著作《自由宪章》中扩展并充实了这一思想。在这本书的前两部分，作者对自由的含义和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
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著作的第三部分有点让人失望。在这里，作者试图区分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不同。他声称，社会主义正在衰落，而福利国家正在取而代之。而他认为，福利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可与自由兼容。哈耶克教授在此对福利国家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30｝
哈耶克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强调理性没有那么重要，顺理成章地，他接受福利国家零敲碎打的修补，而拒绝全盘推倒重来。未来时代的思想家或许可以设想一个不要政府的社会，但在哈耶克写作《自由宪章》的时候，这并不是下一步可行的步骤。在这个时代，福利国家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出现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态，它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但却不能在其与全球共产主义的对峙中将其全盘推倒重来。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5章 《自由宪章》（3）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所抱的期望高于其所有著作。１９７８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下面一番对话：
问：我听你说过，你对《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非常惊讶。同时我也听人说，你对《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后有点落空了。有这回事吗？
答：有，有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宪章》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样能够广泛地流行。这本书于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正式出版上市，不过书评和新书样本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已经陆续寄出了。除了报刊杂志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学者、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寄出了不少本样书。尽管这些推销宣传费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不过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点腰包。
他希望赢得更多的读者。他给《时代》周刊写了信，希望该杂志发表书评，他说，表面上看起来，《自由宪章》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实际上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不过该杂志后来并没有发表书评。他寄给很多报刊的信都与此类似，并附上一本样书。在这些信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商人和公共事务与公共舆论领袖们的。他亲自向前总统胡佛、副总统尼克松、《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向沃尔特·李普曼、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人寄上样书。看起来，尼克松还至少翻过这本书，并且基本上认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宪章》寄给《读者文摘》，希望它能发表一个缩写本，跟当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在一封致《读者文摘》编辑德怀特·华莱士的信中，他形容这本书是对自由社会原则的正面论述，《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读者文摘》的答复让哈耶克大为失望，它说他们不大可能缩写这本书。
他还寄了一些样书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后宣传使用的评语。比如，罗斯科·庞德回信给哈耶克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着作是及时的、扎实的，文字也很优美。”｛33｝哈耶克进行出版前的这些活动时特意告诉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２月９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时代》还是《生活》，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纽约时报》一篇内页书评中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而１６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来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明的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34｝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引起的反响大为失望，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因为哈耶克对自己估计过高，并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严肃的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了。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道，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35｝；《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36｝；阿瑟·肯普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２０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端赖于此一原则”｛37｝；亨利·哈兹利特１９４４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他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１９６０年６月，在《自由宪章》出版６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即使是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对这本书也表示了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