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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过我的所有纪录影片，也读过我的书。他简直人了迷，觉得我所做的事太伟大了。可是我却谈到了进化。我信仰宗教吗？我相信上帝吗？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和进化论一致呢？我们当真是黑猩猩变过来的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得直截了当，表现出真诚与关切。
于是我尽量如实地加以回答，对我自己的信念加以解释。我告诉他，没有人认为人类是从黑猩猩变来的。我解释说我的确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讲了在奥杜瓦伊峡谷的事情，说了我把一块业已灭绝的动物化石拿在手中时的心情。我还告诉他，我在博物馆里追寻了进化的各个阶段，比如说马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从最初只有兔子大小的形体逐步变大，变得越来越适应它的生存环境，最后变成了现代的马。我告诉他，我相信几百万年前有一种原始的、像猿猴又像人的动物。它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了黑猩猩，而另外一个分支则变成了人类。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信仰上帝。”我说道。我跟他谈了我本人的信仰和我们家人的信仰。我谈了外祖父是怎样当上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的。我说我历来认为，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很可能是解释进化过程而采用的比喻。如果是那样，那么每一天就相当于几百万年。
“这时候，也许上帝发现有一种动物的发展已经符合了他的目的。智人具有大脑，心智和潜力。”我说道。“也许那时候上帝就把精神吹进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头脑，把圣灵注入到他们的身体里。”
那个服务员的忧虑似乎大大减轻了。“是啊，我明白了。”他说道。“可能是这样。这似乎有点道理。”
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人类怎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进化也好或者是创造也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而且特别重要）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继续去毁坏上帝的创造，继续互相拼杀，继续伤害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些办法，以便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自然界之间能够比较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对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从个人来说，也关系到他自己。他应当自己作出决定。我们告别的时候，他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那些困惑已一扫而光，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贡贝的大湖畔，我想到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的这次短暂相遇，不禁笑起来。我想那是非常有用的半个小时。
起风了，吹来阵阵寒意。我从群星灿烂的户外走进屋子。上床后我没有马上入睡，脑子里仍然装满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我躺在那里似睡非睡，思绪反复不断。为了让思绪平静下来，我又假定自己进了森林。可是那一幅幅画面仍然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浮现。我看见外婆坐在白桦山庄花园里的凳子上喝咖啡，还是格拉布小时候我见到她的模样。接着是埃里克舅舅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模样，他躺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养老院的床上，人老了，似乎人也缩了起来。他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万妮和奥莉两个人弄不动他。我记得在他临终的那天晚上，我听见了猫头鹰恐怖的怪叫声，它是在召唤死者的亡灵。这件事我当时没有说，因为在伯恩茅斯已经至少有15年没有听见猫头鹰叫了。过了几个月，我跟万妮谈起这件事情，她似乎很吃惊，因为她当时也听见了。我想到了奥德丽。她是带着我们家的名叫“西达”的狗去散步的时候把头盖骨摔裂的。她康复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万妮端了一杯茶进到奥德丽的房间，她告诉万妮说，“西达”以前从来不到房间，那天却坐在她床边上，久久地看着她。后来万妮又朝她房间里看过一次，发现“西达”还在里面。第二天上午，奥德丽再也没有起来——她与世长辞了。我想到了“西达”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希望它
会好起来，可是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也想到了我儿时的伙伴“拉斯蒂”的死，还有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养的宠猫“金吉尔”、“巴金斯”、“里帕尔”和“斯皮德”。失去它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后来我又想到了“弗洛”，想到我坐在溪流边她的遗体旁的情景，想到了她生前的所作所为，想到了我从她那里学来的东西。接着，我想到了德里克栩栩如生的模样，想到他吃力地爬上山，到喂食站去，因为他非常想看看黑猩猩。我发现自己哭了，而且哭了很久，哭出了自己一年来的怨恨和悲伤——还有自怜。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泪水有时具有很强的愈合力。醒来之后我明白了，对德里克的死，我会永远感到悲伤，而且也总能抑制自己的悲伤。森林和森林中存在的并非虚幻的精神力量一直给我以“传达理解的宁静”。道德进化
在贡贝的这几个星期特别有意义。我发现体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责任感。当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时，仍然对失去德里克感到伤心，因为他和我为时不长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痛苦又甜蜜的回忆，不像以前那样只有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那幢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我收养的两条无家可归的狗： “塞伦达”和“辛德瑞拉”。狗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自“拉斯蒂”帮我形成对动物——以及对科学——的态度以来，狗在我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回想起在贡贝走出阴影的那段时光，脑子里渐渐酝酿了一首诗：《树木和花草小天使》。
我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听见他们那银铃般的歌声，
树木和花草的小天使们。
帮我打开被禁锢思想的是他们，
把我的灵魂拿去清洗的是他们。
哦！我欢迎他们，
我就像一个中空的躯壳，
舒适地躺在芬芳的草地。
他们带着忧伤的微笑，
给生锈的思想铰链上油。
清除灵魂上的蜘蛛网，
再把它晾挂到最高枝头，
让它贴近有净化功能的太阳。
我庆幸它在高枝上飘动，
知更鸟唱起了甜美的歌声，
让灵魂在和谐中得到沐浴。
等灵魂被净化得焕然一新，
他们又微笑着悄悄把它送回。
他们飘然飞去的一两天内，
我就像个新生儿一般
天真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
现在，只要有忧伤或恼怒，
我就会找一块安静的地方，
青枝绿叶和泥土的气息，
伴我静静坐着，等待他们
用银铃般的声音呼唤我，
把我的灵魂再一次净化。
那些树木和花草小天使们。
没有德里克和我一起谈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家里显得非常安静。我没有用这些时间去干家庭主妇的那些事情，而是潜心对在贡贝的20年科研成果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们整理成文字。此外我还很关注时局。德里克和我都喜欢阅读《经济学家》和《新闻周刊》，我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我有许多朋友都在外交界工作，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坦桑尼亚的政治。邻国乌干达的战争余波使坦桑尼亚大受其害。这是因为坦桑尼亚军队进入该国，支持了被赶下台的密尔顿·奥博特总统的军队，使伊迪·阿明的血腥独裁统治最终倒了台。坦桑尼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下降到最低点，食品严重短缺，穷人的贫困加剧。
战争结束的时候，坦桑尼亚到处都是军人——这些归国的英雄没有工作，但却有（或者说比较容易弄到）枪支弹药。全国武装抢劫案件大幅上升。我依然带着狗在湖边散步，但却多了几分新的恐惧。有一次，一个盗贼用罪恶的螺丝刀对着我的脖子，然后抢走了我的手表——我早就应当知道不要戴手表了。
尽管犯罪案件增加，但是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还算平静。离贡贝国家公园不过几英里的布隆迪及其邻国卢旺达，胡图族与少数民族图西族对抗，这种摩擦随时可能再次成为大规模流血冲突。从东边麻烦较多的扎伊尔，不定期地会有难民渡过大湖到这边来。在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在乍得也是麻烦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冷战仍在继续。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武器和地雷被出售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成了超级大国经济游戏的游乐场地；而这样的游戏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致死致残。那一年，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此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险些遇刺身亡；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在英国的暴力活动；在斯里兰卡、萨尔瓦多、印度、阿富汗、黎巴嫩相继出现了动荡和暴力。几年以后，英国入侵福克兰群岛①＇1＇，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