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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并不热衷于上学。我对大自然、对动物、对遥远的人迹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满了幻想。我们家里摆了许多书架，连地板上都摆着书。每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我就蜷缩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沉浸在书本中那些神奇的世界里。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多利特尔博士的故事》、《丛林故事》，还有那妙不可言的埃德加·赖斯· 巴勒斯①＇3＇的“《人猿泰山》系列故事”。我还非常喜欢《柳树林里的风》。找到蜷缩在森林女妖潘的偶蹄夹缝中的失踪水獭之后，拉蒂和莫尔所共有的美好神奇的体会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还有一本书也使我着了迷：《在北风的背后》②＇4＇一这本书中的故事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对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小男孩，名字叫小钻石，他们全家的生计都依靠一匹叫大钻石的拉车的马来维持。小男孩在马棚上面搭起的小阁楼里睡觉。一股刺骨的北风吹进小钻石的阁楼，接着这股风化作一个美女，时而小得像只风铃，时而大得像棵榆树。后来她带着他去看外面的世界，带到风的背后一个平静而又安全的地方，她在美丽的长发里为他建造了一个舒适的窝，好让他在里面安稳地睡觉。《在北风的背后》是那样地充满魔力，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它以故事的形式向我讲述了人间的苦难，以某种方式使得我对因战争而带来的真实的苦难有了思想准备。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而且不用多久，平静的伯恩茅斯也将感受到这场战事。
我们听到德国飞机嗡嗡声和炸弹爆炸声的时候逐渐多起来。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炸弹落得离我们比较远，除了窗户被震得哗哗响，有些窗玻璃被震裂外，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至今还记得空袭警报的呜呜声。拉警报往往是半夜，因为那是轰炸机出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挤进小小的防空掩体。那个掩体就建在大房子的一间小屋子（以前曾经给女佣人住过）里，至今我们还称之为“防空掩体”。那其实是个低矮的笼子，上面有钢板做顶，长6英尺，宽5英尺，高只有4英尺。当时有成千上万只这样的笼子被发放给有潜在危险地区的居民。在听到令人欣慰的“解除空袭”的信号之前，我们就得呆在那个笼子里——有时候要挤 6个大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小孩。
打仗、失败和胜利消息对7岁的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从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中，我知道欧洲犹太人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知道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残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惨无人道已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爱和安全感，但是我也逐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充满痛苦、死亡和残酷的世界。尽管我们非常幸运，离可怕的大规模轰炸还比较远，然而战争的迹象在我们的身边已是随处可见了。我们的父亲应征人伍，到了遥远的新加坡丛林之中。半夜里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埃里克舅舅和奥莉姨妈就出去执行反空袭任务。奥德丽顶替男子干起了农活。每天晚上都要实行灯火管制。白桦山庄外面的道路上是配备有坦克车的美国军人。其中有个美国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他随部队开赴前线，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军人一样战死在疆场。
有一次，我们真算是死里逃生。那是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夏季，当时我和朱迪、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正在几英里之外的海滩度假日。在那儿，我们可以到沙滩上去玩（英国正准备对付德国人可能的入侵，大部分海滩都是连绵数百英里的铁丝网）。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我们两家孩子的母亲都坐在沙滩上。突然，我母亲万妮决定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小客栈。那要绕很长一段路，我们因此就可能赶不上吃午饭了。可是我母亲万妮决心已下。我们出发10分钟后，走在一片小沙丘上，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头顶上方的嗡嗡声，在高空有飞机正朝南方的海面飞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抬头，看见飞机上扔下两个黑色的东西：它们在蔚蓝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起初看上去顶多有一支香烟大小。如果德国轰炸机未能在指定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它们就经常把炸弹扔在海岸边上。因为这样一来，如果返航途中遇上我们的飞机，它们就比较安全。我记得两位母亲要我们赶快卧倒，然后用她们的身体掩护着我们。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炸弹落地后产生的可怕的爆炸。其中一枚炸弹把小道上炸出一个大坑——要不是我母亲万妮的预感，我们原先就正好在那个地方。
1945 年5月7日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关于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可怕谣传得到了证实。报纸上登载出第一批照片。当时11岁的我接受事物很快，想象力也很丰富。尽管家里人不想让我接触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照片，他们却从来没有说不让我看报纸，也没有阻止过我。这些照片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些面部几乎毫无表情，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极力去领会这些幸存者以及成千上万的死者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痛苦。我记得有一张照片让我不寒而栗，那上面一具具死尸堆得像座山。我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性当中的所有罪恶面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仁慈、礼貌、博爱这些我心目中的道德观念，早被那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大相信这种事情是真的——人怎么会对其他人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呢？它使我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有关西班牙宗教法庭①＇5＇和中世纪的所有酷刑。它还使我想起黑奴受到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有一次我看到过一张画，上面是一排排被锁链锁在大帆船上的非洲黑人，一个凶残的监工似的家伙扬起手中的鞭子站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上帝的本质。如果上帝真的像大人跟我说的那么仁爱，那么万能，他为什么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受难、横遭惨死呢？纳粹的大屠杀把善与恶这样一个千百年来的老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在1945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神学问题；随着令人发指的铁证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了我们必须正视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已不像原先那样分明，生活中充满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东西。那场大屠杀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发现自己必须了解纳粹和死亡集中营，于是购买了许多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心狠手辣？在那样残酷的折磨之下，有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能活下来的？我一生中似乎经常这样问自己。
初涉世事
我12岁那年，父母离了婚。万妮带着我和朱迪依然住在白桦山庄。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只见过父亲几面，而且他每次回来休假只有一两天时间，所以对我的生活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不过，那时候我在白桦山庄已经生活了7年。
我在学校里学习非常用功，因为我很爱学习——至少对像英国语言、英国文学、历史、《圣经》和生物学这样的课程非常感兴趣。放学回家后，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白桦山庄的上千本藏书中，有许多哲学书籍是我外公的收藏。我被这些老古董迷住了。其中有不少书是用古色古香的哥特字体印刷的。我不但喜欢看书，而且喜欢写小故事。此外我还写了许多诗歌，主要是关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乐趣。我特别喜欢周末和假期，因为这时候我可以带“拉斯蒂”出去，到海边耸立的峭壁上去漫游，去看那长满青松的沙石斜坡。每到暮春，斜坡上荆豆花怒放，呈现一派鲜黄色，而到了夏季，那里则开满了紫红和深红色的杜鹃花。那里有许多松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和昆虫。那里是自由的天地！
有些记忆是我终身难忘的。比如，早春的时候，我在海边峭壁上的石楠树丛中观察到黄鼠狼捕捉老鼠的过程。夏日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