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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乱反正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一不小心,害人者会弄得满身肮脏”(英国作家笛福)
‘四人帮’的倒台正是这样的下场。
党中央大举拨乱反正。首先给所谓的“走资派”平反,把他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许多干部的职务。1978年春夏之间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右派问题得以重新审订,认为绝大部分右派属于错划,应予以改正。从此我也翻了身,回归人民中来。
1977年传出了右派改正的消息。1979年春节前,剧团人事科科长戴泊到我家,恰好我出门了,他留张纸条给我:“钟鸿:好消息!上午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同志来电话,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并说尽可能节前告诉你,让你全家高兴。还说让你节后到市委去办手续。戴1979,1,27”
母亲在老戴的纸条上加了句:“恭喜恭喜祝贺工作胜利和一切都好!母”父亲得信息,也立即回信:“亲爱的江静女儿:接阅来信,喜得老泪横流,20年的冤气冤案解决了,人生的遭遇多可怕啊!今天又是多么可喜啊!全家都为你狂喜,顺此祝你母和你愉快健康。以后一些情况盼继续告我。父29晚”
而我自己更激动得填了几首词。
十六字令
归,手扶党旗泪水飞,青丝雪,重举幸福杯。
归,闻讯全家展笑眉,白发父,狂喜泪双垂。
归,难耐胸中响迅雷,心如火,四化战鼓催。
人月圆
手持萧管拂尘土,一曲怨全抛,今年此夜,愁眉尽
展,红蜡高烧。
冰河解冻,风和夜暖,月色妖娆,华灯争艳,千门笑
语,万户吹箫。
春节后,我去市委,大门外人行道边的丝绒花树是当年我们在等待处理时栽种的。那时,我一边拔除树旁的杂草,一边开玩笑地说:“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如今树大叶茂,看来我们这些当年被当作毒草的人,确实起了肥料作用。市委宣传部人员已更换数班,此时的支部负责人让我写个思想总结。当然还不能写打成右派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写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成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原单位给了改正书,原文如下:“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钟鸿,女,四十八岁,家庭出身:职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行政十八级,现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原市委宣传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定钟鸿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做了复查,钟鸿同志定为右派的六条,构不成右派言论。经研究,予以改正,恢复党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问发通知书的人:“那档案销毁吗?”答曰:“存档市委!”。
欣喜之中一串问号钻进脑海,不理解的问题产生了:“走资派“的档案销毁,还补发工资,为什么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就不一样呢?我虽然当时被划为第六类,未降级,工资未减少,但其他被降级或完全剥夺工资的为什么一个不补?给我的结论标题是:“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还将“右派分子”四字作为我名子的属性?应该是“关于改正钟鸿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把通知拿回家后,我自己按我的提法重新写了一条纸,覆盖在原来的标题上,保留下来作为记念。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父亲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了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生梦一场,世事万千变。(摘句《元曲》)
“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得到平反。我为之辩护的鲁藜一诗《泥土》也重新呈现芳香,可惜胡风被折磨得疾病缠身,他的有些朋友没有等到平反已受戕害而逝。
1955年5月18日经人大常委批准,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胡风自觉无罪,苦待赦令,1957年曾赋诗表达他的幻想:
《拟出狱志感》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斜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但他幻想中的赦令不但迟迟未到。按刑期,他当在1969年秋季服刑期满;可文革开始后四人帮在1970年将他加判为无期徒刑。
胡风身体和精神又受到重大打击,陷入绝望:“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鬓斑班”,欲绝人寰,偏又自杀未成,精神错乱,严重贫血,曾晕倒在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底胡风被释放出狱。可在1977年春,他又被捕他入狱。直到1979年1月13日,中央电话指示要四川公安厅立即释放胡风,胡风这才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出来了。这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曾经满怀热情歌颂过毛主席的大作家,终于从冤狱里出来了。解放30年他竟有24年被扔进监狱。入狱时他正置壮年,出狱时他已经76岁白发苍苍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心祖国文艺界的发展。但他和他的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这是经历多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他那刚好转的心情又因此受刺激而精神病复发。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央决定,正式平反。”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同年11月15日,他为《文汇月刊》写文《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在文中他依然对党怀着信念,他说:“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对1954年他上书30万言之事,从没有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问题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1981年胡风病情逐渐好转。作协恢复他的会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委。被补为中国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