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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底，江青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检阅了300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月25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毛主席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
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
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日至28日，公开批判刘少奇。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谁敢去分辨黑白？有！张志新！她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她对真理太执著了，终于落了个临刑前先被割喉、被轮奸。这是个人专政发展到富有兽性的暴政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过专制制度，他写道：“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专制性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第一卷414页）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无数。于是原来是干部子弟的红卫兵，那些小龙小凤也都变成了小老鼠、狗崽子。新、老狗崽子合流，一片凄凉。十五、六岁的被下放农村、农场长期劳动；岁数小的则因父母被关被抄家而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查阅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廿四史，“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六、梅剧团妖风四起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