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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既不是专家，也不是政治家。而在美国，只有这两类人。”
不过，她也驳斥众人的观点，说：“我的想法在任何方面都不从众，除了在社会不公正方面。”
她对她邀请的一个朋友很恼火：“他很丑陋，烦死我了，到处跟着我。”
她想再在《解放报》开专栏，但她说朱利在电话中再也不理她了。
她睡得不好。很久以来，我们就在一起谈论睡眠的神秘和反复无常。但愿能轻易入睡。头脑因担忧而沉重，因欲望而容易惊醒，这倒也罢了，但为什么早上三、四、五点钟突然醒来呢？那时，人们是多么希望继续睡觉啊！为什么这匕首当胸刺来？是哪个敌人刺的？很久以来，我就想问问玛格丽特和别的更难以入睡的艺术家。她拒绝回答。但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思考过失眠这个问题，现在，我相信有些发言权了。你可以录下来。”
“失眠损伤智慧……”
对她的采访促成了一本书，《失眠颂》。我要归功于她。
扬有时不辞而别。玛格丽特克制住自己的忧虑。她什么都夸大，但这无疑是最大的忧伤，她加以保密。她没有抱怨。
她记录道：“我大声地说着这一天，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你在酷热中永远地走了，是的，我相信这次是永远走了。”
从那天起，在两年当中，扬应该是经常出走，又经常回来。有天晚上，他从特鲁维尔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去那里是为了自杀。
我在笔记本里详细地记述着那次通话：
女友杜拉斯（47）
“劝扬要活下去，劝了两个小时。他说他几乎没有生命的冲动。玛格丽特给了他，但她会全都收回去，他不能再忍受屈服于她的权力之下。他不能再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能自杀。因为这样会使她伤心死的。他敢肯定吗？她总是选择自己，他回答说，头脑非常清楚。她什么都想要，或什么都不要。半年来，他宁愿什么都不是。他整天在想一种自杀的方法。我劝他不要用罗伊尼奥尔1。我对他说我有一个最好的产品，希望他能通知我，假如他真决定自杀的话。”
“谈话越来越投机，他脱口而出：‘玛格丽特认为你并不是在写作。’”
“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试图弥补：‘她说你有勇气，你还是会成功的。你们俩都同样苛求，同样刻苦。你们总得做点事。你们有同样的道德准则：做。’”
“我开玩笑道：‘铁的道德准则。’”
“我要他尽快回诺弗勒。”
扬对我说的话并没有使我受到伤害。我知道真相。“写作”意味着全身心投入。“入行”，这是他关键的词，尽管我遇到过别的许多危险，但我不冒这个险。我太喜欢活动和瞬间的满足，太害怕写作那死一般的静止。我保护自己，不受这巨大危险的侵犯。新闻工作和孩子们成了我的保护墙。我分享我的生活。一半生活，一半当作家。
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玛格丽特，通知她扬会来，她的不安只通过她的平静表现出来。
“他跟你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详细说，但他会回来。”
她没有再问。她极谨慎，这使我心神不宁。我建议白天过去看她。
“随你的便。”
我有点尴尬地登上了通往旧磨坊的小路。她一点没有指责我，但我在她眼里，是见证扬的无情的人，这点足以使她不高兴。
她坐在花园的一张长凳上。她说许多人喜欢整天坐在长凳上，但她不，和别人不一样。她说扬和她应该自杀，还说她想象不出最强大的生命能一直持续到结束。扬会来的，但如果他继续沉默的话，她会杀了他。
“我一生中一直想杀人：这是最最持久的念头。那些声称从来不想杀人的人是在撒谎。你呢？你曾经想杀人吗？”
“有的，有过一次，有个情人，我曾想用汽车压死他。他及时躲在大门后面。但总的来说，我更愿意自杀。”
玛格丽特终于笑了，醒过来了，好像从藏身之处出来了。我又跟她说了一些奇事，她很开心。我们轻轻地拥抱，我让她坐在长凳上。
“甚至在这个时候，你也写作。”
“作品穿过一切，哪怕门是关的。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
就像副领事在夏利马尔的花园里一样，她那天上午会开枪杀人的。
扬回来了，数日来默不作声。沉默就像是武器。玛格丽特叫道：“让他滚吧！我宁可这样。”她又冲动起来。她劝他离开。他不回答，不是破坏墙壁，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对我说：“来吃饭吧。至少，你在场的时候，他会下来的。”可一入座，他就当着我的面表达了一个奇怪的愿望。他对她说，他死了，再也没有生命，他得走出这屋子，至少，每天两小时。他说她阻止他跟他母亲、妹妹、朋友和别的人说话，除了跟她。
扬滔滔不绝，一口气地说：
“你只能接受你自己的意见。这样乱反对，你并没有理由，你否认这一点。这并不存在的。你想杀死我，是吗？”
玛格丽特和我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女友杜拉斯（48）
他说他已经无话可说，因为她总是对的。他想听“自己”说的话，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说话。他想说话，不被别人打断。他想别人把他说的话录下来。这样，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听自己说话，听那个叫扬·安德烈亚的人说话。他可能会认出那个人来。
他这种深思熟虑的计划透出一种疯狂，而玛格丽特对疯狂总有一种亲近感。她轻轻地对他说：
“我看出来了，你想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
扬甚至不再听她说话，他继续描述自己的计划，最后用一句惊人的话作出了一个怪异的安排：每天两小时他想去我家。
玛格丽特沉重地盯着我，好像怀疑我似的。
扬一反往常的那种随和，极威严地对我下达指示：
“你只需打开录音机，让我瞎扯。”
扬所想象出来的那种险恶情形造成了一种不安，我试图加以消除。我借口说有一件急事，没时间。
扬并没有因我的借口而动摇。
“我们可以把谈话压缩到一个小时。”他说。
玛格丽特不同意：
“扬，你知道得很清楚，她做不到。”
“问题在于行还是不行。”
扬的坚决与他往常的柔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乎让人害怕。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扬显然十分痛苦，这次发作无疑比以往更长久，更危险。玛格丽特感到了压力，我见她第一次谦和起来。她向我转过身来：
“你真的不能给他一小时？”
玛格丽特开了绿灯，扬喜形于色。爱情、感激或机灵，他叫起来。
“无论如何，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只谈论你！”
“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恢复了自尊，玛格丽特表面上平静下来。但我要是她，扬的这种安排会使我感到厌恶的。我仍努力劝阻。
“扬可以找一个更无偏见、更专业的人说话。”
“不，”他说，“在这里更方便。”
他只要我和一架录音机，听他说话。
“仅仅为了有人在场，促使我说话。”他说。
“在巴黎，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
但玛格丽特也许不希望他去巴黎，她支持扬：
“应该照他说的办。你看，扬，我没有碍手碍脚。”
约会定在次日下午三时。扬非常准时，当诺弗勒的钟敲响三点时，他出现了。我打开录音机，一言不发。他开始讲述：
“我想谈谈她。与此同时，多么骇人听闻，多么疯狂，我不想知道如何接近她。如何接近这个人……”
扬说着，说着。快四点时，他本能地看了一下表。当钟敲响四点时，他一跃而起，像逃跑一样：“明天见。”
扬精疲力竭。几天后，他认为讲够了，决定结束录音。我把那些磁带递给他，但他拒绝了，他想让我留着它们。
“你想听……”
他不想听。这会儿不想。
在巴黎，他回去时，我又请他把录音带拿回去。他寄放在我家里的东西使我很尴尬，就像人们不想知道的一个秘密。但扬装聋作哑。我终于跟他约好在巴黎中央菜市场的一家咖啡店与他见面，把那包录音带交还给他。他没来。我一直为他准备着那包东西。
扬在录音中经常重复，他所披露的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