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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的诗人刘以林，被大家私下里封为班长，他曾独自驾车走中国，后又悠哉游哉游世界。有着温柔而谦逊的笑，嗨，别被他的笑所迷惑——笑里藏“招”哦。刘以林说：新诗还远远没有形成新高峰，此前所有诗人取得的成就都是极其有限的。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一、新诗还没有获得表现生活的真正能力，它的审美力量未足以唤起普通读者的人生经验，人们对旧时代的唐诗宋词的信任仍然超过当下的时代新诗；二、总轮廓上的审美标准尚未出现统一，唐诗有唐诗的标准，宋词有宋词的标准，新诗也必有新诗的标准。标准的确立才会使诗与诗之间产生可比性。有可比性，整个社会才会产生合力共同鉴别优劣，新诗爬上高峰的仰角才会产生。
对此，来自北京的徐南鹏，对刘以林的看法“不敢苟同”。他说，以林先生所作出的这种判断的背后，以及更多的相关话题最原初的动机，无一不是想要把握方向。这种努力，在我看来，是十分多余的。一件事物总是处在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诗歌也概莫能外。它处在沼泽也好，处在山坡也好，处在巅峰也好，对诗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写诗的动机，不是为了创造历史。我觉得，只要我们看到，而且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一直在发展、变化，已经超越了前人，这就够了。
来自广西梧州的皮肤白皙得很南方的盘妙彬，操着广东话谈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时下诗坛更多的是浮躁和混乱，但方向在默默地趋成。
辽宁女诗人川美说，我理解以林先生对新诗处境的忧虑，但不同意他的说法。当下的新诗，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向诗歌的理想境地靠拢。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离不开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之“根”，其艺术传承既体现在思想方面的价值向度上，也体现在艺术方面的技术技巧上。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许多艺术手法今天仍在沿用，比如象征、比兴、拟人、白描、细节描写、重章叠句（现称复调）等，都是本土的，都可以在《诗经》、《楚辞》、唐宋诗词中找到出处。接受过古典诗歌教育的人，通过它们，培养了根深蒂固的审美习惯。这些传统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有助于对新诗的解读。
道德力量是诗一面高扬的旗帜
陈先发，这个安徽诗人，对皖南自是一往情深，说了山清，说了水秀，说了胡适、陈独秀，也说了海子。先发一说起诗来，就控制不住语速，与其说是一个诗人，不如说他是个“愤青”。他对口水诗、下半身写作、垃圾派等现象的出现，严重不满。认为那是诗歌的一种堕落，现在新诗创作现状令人堪忧。
陈先发云：我们是有源头的人，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并回到民族诗歌的传统中去。而在当下，民族诗歌传统中有两点值得坚守，一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追求和谐的能力、追求内在气质的整体性的能力，能拯救当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写作方式。二是民族诗歌对时代现实、国家命运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人文关怀的道德力量。
长期从事农村、粮食、淮河灾难史等问题研究的陈先发，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尤其强调诗歌中的道德力量，他从农民的疾苦出发，呼吁大家写诗时，一定要站得更高，要有悲悯情怀，诗歌，应该体现一个诗人的道德力量。“农民群体很大，然而很孤单。我虽然关注农村，但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感觉。诗歌是应该有教化作用的，应该是社会的一种引导力量，因为始自《诗经》的汉诗，是形成我们这个民族审美能力、情感体系和道德体系的主导力量之一。中国人的道德力量的形成，情感的形成，中国的诗歌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对于陈先发所说的回到传统去，近两年一直从事图书出版，且做出了不俗业绩的叶匡政，则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说，15岁起；他就开始诗歌创作了，也读了很多圣贤书，现在是一个文化庞杂的时代，我们更要提倡对传统的回归，诗歌是有难度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诗歌要有境界，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回归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干巴巴的说教，或让你写假大空式的“干诗”，我们特别需要补课，尤其传统文化的课。
徐南鹏认为，道德不是诗歌固有的品质。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有良心的诗人，他要担起更多的社会道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更多的教化力量，绝不是什么坏事。任何道德形式，都会规避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群，同时也在另一部分人群中失去效用。诗歌本身有自省的倾向，这也是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来自浙江的女诗人叶丽隽，做过中学美术教师，常以风事为笔名在网上晃悠。沉静、内敛的她，发言时却是一针见血：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非常态的，不论是对于诗歌，还是对于人。什么是道德？什么又是道德的标准答案？谁如果说清楚了，谁就可能是一个高调者。我只是相信，诗歌是培养道德底色的途径之一。诗人也是人，甚至，要更关注“活着”的人，他的身上就聚集了更多的普通人的共性：欲望、渴求、向往、痛苦、苍茫、绝望……，但这样才是真实的，是可感的，是人性的。诗歌要承担什么？是沿袭传统，崇尚道德力量，还是悲天悯人？在我看来，诗歌唯一要承当的应当是诗作者自己的心灵。
本次青春诗会特约编辑、诗人大解是原《诗神》杂志副主编，写诗，编诗多年，说话不紧不慢。他认为，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你可以有自己的写作诉求，但你这种诉求有时对别人也可能造成某种“强求”。大解说，严格说来，诗歌是没有确切的标准的，也许，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诗刊》编辑大卫认为，在当代，强调诗歌中的道德力量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拔高，否则就成了一种姿态。其实，诗歌中的道德力量和悲悯情怀其实是有限的，它关注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没有错，关键是，这种关注只能是诗歌题材的一部分。大卫认为，诗歌本身所要承担的力量是有限的。诗歌创作更应该强调的是真实，更多地要关注一个人的心灵。每种题材，不管你怎么写，都要有心灵的力量。
针对大家的看法，《诗刊》编审周所同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优秀的诗篇除了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富于艺术资质和品格之外，还应该勇于面对责任的承担，对生活对当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前不少诗歌作品只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用心用力，却忽略了对生活和现实应有的凝神或关注。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多么希望读到那些既有艺术品位，又有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的厚重之作；我也期待诗人向日益变化着的现实生活靠得近些再近些。与生活和现实保持同步，与人民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才可能写出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写什么？怎么写？
湖北诗人阿毛现在写起了小说，对诗歌确实又难以割舍，在诗与小说之间，她只能脚踩两只船。这个在诗会期间老是亲自头疼的女子，发起言来掷地有声：现在诗歌不是讨论道德与否的问题，也不是无名高地与沼泽地的问题，而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
同时身为画家的山东诗人孙磊，一头印象派的长发。他用绘画术语来形象比喻自己的观点：笔墨当随时代。他认为，笔、墨就好比是诗歌的传统、诗歌中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和悲悯精神的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在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创作的复杂性。
北京诗人大平认为，写什么与怎么写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吾手写吾心”。他认为诗人现在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对目前中国新诗的状况感到很满意。
陕西诗人周长圆，是站起来发言的，他强调的是自己的祖辈的农民身份，他在农村做过农活，吃过不少苦。他认为一首诗要有感情的力量，技术永远不能打动人，打动人的永远是你那一颗真诚的心。
叶丽隽对周长圆的说法进行了补充：记得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受奖演说时这样说过：蛋白质分子首尾相连，构成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其中的运作终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然而人们何时才能真正解读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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