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中国古代便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恋爱方式——一见钟情。
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只见了一面，还没有弄清对方姓甚名谁，是亲是友，就猛然一下子“爱”上了，而且“一口咬住”，始终不放。甚至极端一点，像杜丽娘那样，只不过是在梦中与柳梦梅相遇，并未真正“见面”，也一往而情深，而且不达目的，便是死了也不罢休。这虽然是剧作家的艺术想象，却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韦庄《思帝乡》云：“春日游，杏花飞满头，陌生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所谓“谁家少年”，就是根本不认识。既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有婚约，以及是否也爱自己。但仅仅只是无意中看了一眼，便拿定了主意，要“将身嫁，一生休”，而且“纵被无情弃”，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甚或是诗人、艺术家在胡说八道。
然而，这种爱，既可能，又可贵。
首先，男女之间的情爱，原本就包括性吸引的成分，而性吸引又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年龄、相貌、身材、风度等方面，与他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一见钟情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那些“养在深闺”的少女，平时根本无缘与其他同龄异性接触，“少见”便难免“多怪”，也就难免“一见”而“钟情”。沈仕《锁南枝》曲云：“雕栏杆，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溜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抓来个转。”明眸一送，若痴若呆，正是这样一种怀春少女猛然间见到英俊男子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其实是“男女都一样”的。《西厢记》中的张生见了崔小姐，不也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吗？其次，这种爱慕和眷恋无疑是超功利的。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和因素呢？没有。既不图他功名富贵、万贯家财，也不图他高门豪族、耀眼头衔，爱的只是他这个人，只是他本身，而不是社会给予他的“附加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爱情来得太突然，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相反，在婚姻被看作交易，爱情被当作筹码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承认，这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情，不但难能，而且可贵。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与人的生命本能相联系的，因而是最内在、最深层、最个性化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种情感。所以，爱情有时会重于生命。
于是，便有了殉情。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有一天，一个少男在华山畿与一位少女相见，一见钟情。但是，因碍于“男女之大防”，无法表达爱慕之情。回来后，少男朝思夜想，相思成疾。后来，少男的母亲在华山畿找到了那位少女，相告情由。少女听后，深为感动，便将自己的“蔽膝”交给少男之母，嘱她暗藏在少男的寝席之下。这位男子发现后，欣喜若狂，将蔽膝紧抱怀中，吞食而死。少男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往华山畿安葬。当送葬的车子经过少女家门时，驾车的牛便停下了脚步，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这时，少女已在家中梳妆完毕，走出门来，悲声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侬（我）死，独活为谁施？欢（古代女子对所恋男子的爱称）若见怜时，棺材为侬开！”结果，棺盖应声而开，少女纵身跳入，殉情而死。这个故事，几乎和《梁祝》一样悲壮。所不同者，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尚有同学之谊，而这一对恋人只不过见了一面，是“一见钟情”。
从怀春、伤春，到钟情、殉情，中国传统社会中少男少女的恋爱真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不被理解，其次是不得批准，最后则可能还要遭到批判。“私定终身”的事，虽然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但诗歌里唱唱可以，小说里写写可以，舞台上演演可以，生活中“以身试法”则断乎不可。因为“戏者戏也”，戏剧不过只是游戏，是艺人们弄出来给大伙儿解闷的，哪里当得了真？“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谁要是假戏真做，那才真是“犯傻”。犯傻的结果，轻一点的，是遭人耻笑：“哪有大姑娘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婆家的？”重一点的，弄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男的打死，女的沉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一对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下场：存妮投水自尽，小豹子则被当作“强奸犯”判刑，而这件事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见传统力量之大。
总之，自从告别了《诗经》时代后，传统社会和社会传统已不允许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唯唐代略为宽松）。因此，一对青年男女如果“不幸”相恋，那么，他们要想真能结合在一起，便差不多只有一个办法——私奔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三）私奔与私通
历史上私奔的事情也不少见，最有名的当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一代风流才子。他好读书，会击剑，善作文，名重一时，曾有汉景帝之弟梁孝王的座上客。卓文君则是蜀郡富豪卓王孙的女儿，才艳双绝，也名重一时。如此才子佳人，自是前世姻缘。所以，当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去赴宴，并得知卓文君新寡居家时，便在席间应邀奏琴，以琴声寄托心意去挑动卓文君。其时卓文君正在窗外偷看，早为司马相如的神采风度所倾倒，一听琴声，更不能自已。于是，当天晚上，卓文君便跑到司马相如的住处，私相结合，然后又双双一起返回司马相如的故里成都，既无媒，又无保，更无父母之命，便自说自话地成了夫妻。
这就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私奔了。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听说后，便要和卓文君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嫁妆也不给她。谁知断绝经济往来，并不能使文君回心转意，反倒和司马相如一起又跑回临祁，在街上开一间酒店。文君亲自坐柜台，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一条小短裤，和伙计们一起刷杯洗碗。这实在太丢卓王孙的面子了。老头子一气之下，只好“杜门谢客”，从此不敢见人。
当然，这场闹剧，最后还是以喜剧收场的。卓王孙终于还是分给卓文君童仆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回成都过日子，免得在自己跟前丢人现眼，眼见心烦。不过，此事实在不可作常例看。因为，第一，私奔的主角是女方，处理此案的也是女方家长。无论他如何处理，“丢人”总是免不掉的了，所以还不如“大度”一点，多少还能捞回点面子。第二，司马相如毕竟是“名人”，名人总有名人的效应。亲友们规劝卓王孙时的说词也是“虽贫，其人材足依也”。后来，司马相如果然成了汉武帝的宠臣，卓王孙也“沾光”和司马相如一起被“载入史册”，即是证明。由此之故，这段私奔故事，也就有幸被传为佳话。
但是，司马相如毕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也毕竟是卓文君。如果当事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那么，私奔就成不了佳话，没准还会变成“悲剧”或“丑闻”。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这首诗讲，一位妙龄女子在自家短墙边玩弄青梅，一个白马少年从墙边路过，两人一见钟情，秋波相送。少年信誓旦旦，愿结百年；少女一往情深，与之私奔：“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不难想见，他们这时心中，一定充满了真诚的爱情，一定是但愿天长地久，永结同心的。因此，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代，我们似不必再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然而，封建礼教并容不得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私奔。当这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回家来时，所遭之境遇为他们始料所不及：“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也就是说，公婆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子的正妻，不允许她参加祭祖的活动，这就等于宣布她是这个家庭内不受欢迎和不被尊重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女子便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地位：“终知君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