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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3年第5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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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三百六十天里天天看望陈怨莲老人。婴儿满金则是“福镇新世纪第一幸运儿”,但体重只有2500克,显然先天不足。给我的印象,“满金”不过是一个名字,它试图代表那些生存在世的形形色色的俗人,正是他们组成了这个平常而丰富的生活世界。 
  萨娜的《天光》写一个名叫开列热图的贫穷村庄,当一个哑巴孕妇在这里艰难地产下奇特的瘤孩后,村民们就生活在不安的预感和恐惧中。新上任的族长莽格认定“浑身长着肉瘤的妖孩”是灾难的祸源,下令把他烧死。而这“妖孩”则在留下无情而恶毒的咒语后勇敢地赴死,让全屯人目睹一场熊熊烈火和天光。 
  赵光鸣的《大鸟》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姚富成和左郎中。姚富成自从左郎中趁治病之机摸过自己婆姨小雨的肚皮后,就一直怀恨在心。一次见左郎中暴打婆姨涂才娃,才娃一个人在门外嚎哭,就去安慰,于是,这两个同样对左郎中充满怨气的人就理直气壮地“干”到了一起,共七回。左郎中提出,要么与姚富成婆姨小雨睡七回,要么就给七千元钱。姚富成设计在左郎中跟自己去县城取钱时,把他推下水库大坝泄水闸淹死。没想到左郎中因为再次毒打婆姨时,被婆姨宰了。心情轻松的姚富成赶着驴车到县城,一不小心自己竟像大鸟一般飞下了水库大坝。 
  衣向东的《一条紫红色围巾》写沂蒙山老区一位名叫枣的军嫂,被花心丈夫抛弃后仍旧艰辛地赡养其老母的故事。叙述人“我”是一位去老区接新兵的上尉,他从枣对自己的救护、对婆婆的敬爱里,生出了感激与钦佩之情。“我”提出一个让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沂蒙山的红嫂还在呀,可是沂蒙山的男人走失了。” 
  蔡测海的《》写界上村的美女翠与赵裁缝的故事。翠即将嫁给文化人皓,请百里闻名的赵裁缝到家里来做嫁衣。在做嫁衣的过程中,翠渐渐地与已经做到副乡长的未婚夫疏远了,爱上了赵裁缝,而赵裁缝后来神秘地变成了中捕获的尸体。 
  于卓的《插图》写石油局局长孔介早年与招待所服务员孙桂娟偷情,后者忍辱负重地抚养他们的私生子赵新天,但赵新天却因恶性案件而面临被枪毙的命运,孙桂娟见此情形不得不先行自杀。 
  冉正万的《最后的巴别塔》写生产“隧道传递”电话的凯维公司从发迹到毁灭的过程。小说具体地描写凯维公司在电话通信上的种种成功的媒介技术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打造的全球性商业神话,还有这种神话的最后的覆灭。小说有那么一点“科幻”预言味道。它想告诉人们:人类传播技术的巴别塔的高度不可能无限地向上伸展。总经理西河“现在终于明白,人类的发明并不是没有止境的”。 
  根据我的初步阅读,不妨对这七篇小说作如下排名,并写上一句短评: 
  1。冉正万《最后的巴别塔》。富于想象力地勾画了人类通信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深重的社会学危机。 
  2。白天光《满金》。借助四个同名人而试图写出“俗人”的不同生存状况。 
  3。赵光鸣《大鸟》。完整地讲述了两个好色男人终究不得好死的故事。 
  4。衣向东《一条紫红色围巾》。通过现代“红嫂”的命运鞭打“陈世美”。 
  5蔡测海《》。富有传奇色彩的乡村美女与手艺人的爱情故事。 
  6萨娜《天光》。一则有关人类苦难与灾难命运的寓言。 
  7。于卓《插图》。写了一个普通女服务员从偷情到自杀的命运历程。 
  还是那句话:你不必把排序当回事。一种个人的粗浅阅读印象而已。 
  不过,在这七篇小说里,让我感到一丝兴奋的是《最后的巴别塔》。我知道,“巴别塔”这类表述在文学写作和人文社会科学写作里已经不少了,但小说还是凭借其独特的想象力,透过凯维公司的“隧道传递”电话个案,揭示了当前令人忧心的通讯产业与社会灾难话题,刻画出人类可能面临的传播技术与社会危机。所以,就这七篇来说,我自己对这一篇相对看好。我这样做也是想借此表达我的一个意思: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小说在今天尤其需要卓越的想象力。如果丧失了这种想象力,我们的民族和小说就都无法寻到真正的活力。由于如此,我个人对这篇小说的看重程度超过了其他几篇。 
   
  (2003年7月13日星期日写于北京) 


裁判的个人印象
樊 星 
  刘恪兄盛情邀我做本次擂台赛的一名裁判,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带几分紧张。这有点像一句套话,但了解文坛现状的朋友都清楚: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早已经发展到个人化的地步时,在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也已经进入了“杂语喧哗”(说通俗点,就是那句老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阶段时,在作家的自我感觉普遍很好、读者的眼光却变得越来越挑剔的今天,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裁断很难做到“公允”、“公正”。因此,下面的文字只能是个人的一些阅读感受。写到这里,忽然联想到国际体坛上那些久经沙场的裁判在裁定那些优秀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时亮出的分也常常不尽一样,也可见“公允”、“公正”的相对性了。 
  七个短篇中,刻画苦涩难堪、或令人感伤、或猥琐可鄙的人生体验的“世态小说”有四篇:《插图》、《一条紫红色围巾》、《大鸟》、《天光》。其中,写得最纯熟、最动人的当推《一条紫红色围巾》。小说写得有悬念、有波澜,有曲尽其妙的细节、有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主人公枣因为被军官前夫所伤而“恨”屋及乌,冷漠对待求助的陌生军人,这样的情绪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沂蒙山人的淳朴与倔强;而当她最终选择了帮助陌生的军官时,她的抚摩、她的泪水都足以在默默表达自己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时也感天动地。她承受了被遗弃的苦难,又挑起了持家的重担。她的不幸和美丽感动了陌生的军官,可她却没有等到爱神的降临,最终为了持家而嫁给了厚道的残疾人。类似的悲剧(“痴心女子负心汉”,加上命运的阴错阳差)在文学史上、在人世间一直不绝,作者还能写得感人至深,是颇见功力的。《插图》写一个局长与他的两夜情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写得有波澜,有深度。尤其是那情人的屈辱与无奈、忠贞与可怜,写得不落俗套,读来令人难忘。但关于局长家门口那串避孕套和大粪的描写毕竟稍显突兀,也枝蔓了一些。《天光》通过一个哑女人和她浑身长满大如鸡卵的肉瘤的儿子在异乡遭遇的歧视与厄运,写出了孤独的人顽强生存的意志和穷乡僻壤的蒙昧与残忍。作品中关于哑女拒绝屈从命运的描写以及关于瘤孩临死说出的那些晦涩神秘的话,给此篇平添了某种象征意味。作品中关于那块从天而降造型奇特的怪石的描写,关于丧葬习俗和村民们唱祭祀歌的描写又散发出几许民俗的气息,作者显然是想将对生命的哲思、对蒙昧的批判与对异乡民俗的描写融于一体,但主题的一般化处理无疑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结尾的匆忙也是明显的缺憾(在儿子被烧死的时候,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到哪里去了?儿子临终的诅咒是否灵验?)。《大鸟》写两个小人的无聊、污秽、猥琐、凶残,文笔是娴熟的。但这一类题材前些年就有不少作家写过,也难出新意。在我看来,在这几篇“世态小说”中,《一条紫红色围巾》是最好的。 
  这些年来,“哲理小说”一直兴旺发达。这一方面是因为新时期以来,西方的现代哲学和文艺作品给了当代作家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那些现代文学作品又多具有浓郁的哲学感(例如卡夫卡、海明威、萨特、加缪、博尔赫斯、昆德拉这些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作家越来越注意探讨人生的偶然性、荒诞性、宿命感与虚无感的倾向有关。这次参赛的作品中,《满金》和《最后的巴别塔》就属于这一类。《满金》通过几个同名的人(都叫满金)的不同命运写出了一种微妙的哲理——“一个人可以变成许多人”(博尔赫斯语)。无论是疯子满金还是县长满金或是果子匠满金抑或是新生儿满金,他们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命运,但他们都叫满金。这样,千差万别的命运便至少在一点上联系在了一起。作者有意通过一些细节将不同人的命运若有若无地联系起来——疯子满金喜欢文学,县长满金也喜欢文学,而且正在写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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