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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和一个男性过着半同居的生活。
一天夜里，我下班回来，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封口没有封好。因为有时候信封好了，可能又觉得还有什么漏写的地方，便会再打开封口，重写一遍，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几天以后的早晨，玄关的门铃响了。我还在睡觉。准确地说，玄关的门铃声和邮递员的“快件”的声音，已经让我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快件是他接的。我又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三分钟。我做了个小梦，梦到自己打开了快件。然后，才彻底醒来。我到厨房去喝水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把信封放在水壶的蒸气上面。
“啊！”我和他都同时小声叫了起来。
我受不了自己的信（心）被人家偷看。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他分了手。
HIMITU（秘密）［秘密］
明明知道约定根本遵守不了，但还是要共有，这只不过是为了加强亲密关系的一种仪式而已。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尿过裤子。是在上算术课的时候。
在这一周以前，也是上算术课的时候，我憋不住尿了，便举手走到讲桌旁边。老师问我：“是拉屎吗？”从那以来，我就有了一个外号，叫“拉屎”。所以，我一直十分注意尽可能不喝水。
但是，那次，尽管我课间休息的时候也去过厕所，可是上课时还是又有了尿意。我把“防灾头巾”的一个角塞在胯间，强忍着，等待着下课时间的到来。黑板上方的钟显示的时间离下课还有五分钟。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师板书时的粉笔声，心里反复地念叨着“还有五分，还有五分”。我眼睛里浮现出黄色的斑点，就好像在烈日炎炎的校园里跑步时的感觉一样，尿也随之流了出来。
“啊，真味儿。”我后面传来声音，大家都回过了头。
“上课的时候，不要看后面。”和我一直交换日记看的T君满脸通红地大喊了一声。
正在黑板上写方程式的老师这时回过头来。课停了，我到厕所换上了体操服，洗了洗弄脏的衣服。那是件母亲用缝纫机给我做的花夹裤。
“S子和K子把你的尿用抹布擦了，回到教室以后谢谢人家。还有，我给你妈妈去电话了，让她来接你。她要是来了的话，你就提前回去。”
我真想把运动短裤里露出来的腿藏起来。我嗫嚅着，说了句“谢谢”，便被母亲扯着离开了教室。第二天早晨，我哭着对母亲说不想去学校，但是母亲没有答应。
后来我没有直接进入当地的中学，而是考到私立女子学校，我想和这件事情关系很大。因为我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群中重新开始。但是，有一个孩子和我考了相同的学校。她就是帮我擦了尿的S子。我真希望她考不上，但是我们却都考上了。因为女子学校是初高中一贯制，所以如果她暴露了我的秘密，那么这六年里大家就会一直对我冷眼相看。为此，我心里总是十分害怕。到高中一年级我退学时，她从来没有和我在过同一个班。不过，每当看到她在走廊里和什么人悄悄地说话，我的心脏就会猛烈地跳动起来。
现在，我还有那种如果暴露出来就活不下去的秘密吗？
秘密大概和口臭一样。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嘴有味儿，就总担心别人闻到会感觉不舒服。但是，这是非幻觉的幻臭，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味道。他只是用嗅觉感知到了自己对于他者持有的不安、不信任。德国的精神病医生特莱巴哈说，嗅觉是“在最深层联系人与人的一种感觉”。目前我无法写出来的秘密是否重大，我并不清楚。但是了解这一事实的人和我因为这一秘密而被联系在一起，这却是无疑的。
当那个人死去的时候，我大概才能安心吧！
FUTARI（二人）［两人］
某个新兴宗教的教主说，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恋爱，三个人的关系则是婚外情，很多人相互爱，就成了宗教。
天上现出月亮，
泛舟离开岸旁。
波浪轻轻拍打，
微风轻抚心房。这是中原中也的诗《湖上》中的一节。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在脑海里浮现的是，正在性交的男女形象。两个人坐着船，放弃了重返陆地的可能，向海里不停地划去，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必定是“死”。男人和女人是无法在生存之中远离现实，建立起两人世界的。性交是模拟性的死，情死则是模拟性的生。情死所寻求的，正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两人世界。
我有过和某个人孤零零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吗？当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朋友，我和他们中的某一个确实一起待过几天。但是，我觉得和他们之间总是有某个中介物存在。不论是和什么人，我觉得都不可能仅仅是为了两个在一起而生活。细想起来，任何的人，或许都是通过“爱”、“孩子”、“宠物”作为两个人的中介物，勉强地保持着两者之间的平衡。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玩压板，一次也没玩过。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十七岁的冬天，我还是一个剧团的进修生。当时，我有好几个月都是在同期的伙伴的公寓里住来住去。一天，我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怎么也说不出口，要求让人家留自己住宿。没有办法，我只好决定到横滨父亲的家里住。开往樱木町的末班电车，因为是星期天，空空荡荡的。暖气和疲劳像烟似的缠绕着我，我困极了。乘客一个一个地下车了，就剩下了我和一个工薪人员模样的年轻男人。那个男人直盯盯地看着我，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我。他的视线里丝毫也没有热切的性好奇。我装做睡着了的样子，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
“咔”，车猛地刹住了。我从梦中醒来。东白乐车站的人员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发生人身事故了。过了一会儿，车门开了。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吸了起来似的，站起身来，下到站台上。车门又关上了，车开走了。
站台上，除了我没有任何别人。车站的人也不知去什么地方了。车站的后方，在一个荧光灯打不到的地方，有一个裹着灰色大衣的东西被扔在那里。我走了过去。脖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两条腿也不见了。大衣袖子里露出的手掌张开着。我发现只有自己和死尸孤零零地在一起。我没有感到恐怖，感到的只是一种无法表达的难堪。再没有电车了。我走出检票口，口袋里连打车的钱也没有。
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难道这会是那年轻男人虚无、执拗的视线给我造成的妄想？
说不定，我是经常在拒绝着他者，只与另一个自己孤零零地在一起。或许，由于我总是和书中的人物——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刻画他们的作家——死人在一起的原因，使得我无法和现实中的人孤零零地两个人在一起？
BOUSI（帽子）［帽子］
无论男女，所有的人都曾经戴过帽子，这样的民族，大概在世界上也只有日本了。
我一看到戴着帽子的男人，心里就肯定会很激动。
电影当中的卓别林、美国二十年代的黑手党。黑白照片里的达希尔·哈米特、中原中也……
为什么我肯定会激动呢？
说不定是和我父亲喜欢帽子有关。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自己曾经和父亲拉过钩，说：“爸爸真像阿兰·德龙，我长大了，就和爸爸结婚。”那时候，我太崇拜父亲了。
我记得当时柜子上面放着大概有二十个装帽子的圆盒子。父亲不在的时候，我曾经踮着脚尖站在椅子上，把它们拿到地板上，打开过它们的盖子。里面基本上都是褐色或灰色的各式礼帽。当我找到魔术师放飞鸽子时戴的那种高顶礼帽的时候，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简直要陶醉了。
现在，我一年也不见得能和父亲见上一面。但是，只要见了面，父亲总要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戴到我的头上，说：“怎么样，想要吧？”
“只要见到你，我的帽子就得少。”
父亲的头很大，他的帽子，我戴着很不合适。所以，父亲的帽子都在我的房间的柜子里躺着呢。
我本人也有二十多顶帽子。在青山大道的“山田帽子店”买的那顶，是古典式的，不够时尚。在下北泽的古董店“MOMO”买的两顶是用黑色面纱蒙住脸的那种，没法戴着走路。我买帽子并没有固定在某一个帽店里。在街上走着走着，只要看到橱窗里的帽子，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冲进帽店里。我也知道贝雷帽并不适合我，但是只要看到像蜡笔一样色彩丰富的各色贝雷帽摆在那里，我就会买下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