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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状况，一个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愿发布一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根本不能付诸实施的文件，就像教皇针对卷星所谈的空话一样。现在我连在叛乱各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话又怎能使奴隶获得自由？
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法令，对逃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们提供保护，有什么理由认为我那《解放奴隶宣言》会比这项法令给奴隶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
比如，在上次布尔河及布尔溪附近的战斗结束以后，一支从华盛顿派出的队伍打着白旗前去掩埋死者，带回伤员，而叛乱分子却抓住那些赶来帮忙的黑人，把他们拖回去重新带上了奴隶的枷锁……我把它看成是实际的战争措施，是要看它对于平定叛乱是有利还是不利来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把黑人武装起来，我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这些武器就会落在叛乱者手里；而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还远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装备我们自己的白人军队哩！……在联邦军队里有五万士兵来自边界蓄奴州，如果由于你们所要求的那一宣言，他们投向叛乱者一方，那将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上帝向我昭示，我都将谨遵执行。我希望在同你们无拘无束地详细讨论你们观点的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感情。”
他就这样无情地打破了这群神父们的幻想，就仿佛这里所谈及的问题涉及到了人类的幸福，仿佛是这群人戏剧性的登场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求不要总是推测、预算，要做些实际点的事情。而林肯在讲话中用上帝开头又用上帝结尾，又让神父们感到，在他写信的过程中，上帝无时无处不在。在此之后，讲台上，小册子里，报纸上，人们处处都在谈论着这位冷酷心肠，不同情奴隶的总统，人们谴责他，说他为了避免使用公众想要听到的那个词，用“黑人问题”代替了“奴隶制”
；因此，共和党人也在几个州的选举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纽约论坛报》的权威人物格瑞利则在一封公开信里谴责总统在处理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时缺乏决断力，原因是他“因受到了边界蓄奴州政客们建议、计划以及威胁的影响而害怕了……让我们不解的是，倘若让我们的一大部分正规军军官率领志愿军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话，可能会比单纯去镇压叛军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此林肯该如何作答呢？是死挣着面子，派信使给格瑞利送一封官方答复去呢，还是采取其它行动呢？就在报纸发行的当天，林肯便以同格瑞利同样的方式，亲笔写下了一封公开信，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使它也成为名篇：“即便信中有些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对它进行批驳。即便信中的某些推断，我认为是有争议的，那我同样也不准备在这里与你争论。倘若信中语气专横无礼，流露出一种急躁情绪，出于对一位似乎从未谴责过我的朋友的尊敬，我也将一笑了之……”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拯救它的最简捷途径……有一些人表示，如果不同时拯救奴隶，那他们便不去拯救联邦，我不会迁就他们。如果有人主张在解救联邦时必须同时摧毁奴隶制，我也不会同意。在这场竞争中，我的首要任务不在于拯救奴隶或消灭奴隶制，而在于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奴隶就可以解救联邦，我愿意；如果必须解放一部分奴隶，对另一部分听之任之，我也愿意。
我对奴隶制和黑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这样做会有利于联邦；
我所做的事情中，只要我认为会有损于我们的事业，我就会尽量少做；而一旦我相信这些事情会有助于这个事业，那我就会尽量多做。我要尽量在错误刚一露出苗头时就及时地纠正它，在新观点一显露出其正确性时就及时地采纳它。这里，我根据对自己政府职责的理解阐明了我的意见，丝毫无意修改我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也就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自由的！亚。林肯。”
欧洲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公开信呢，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过。就算在美国，这一举动也是史无前例的，哪位总统曾经因为报纸上的什么狂妄文章而这样及时答复？林肯就是这样在敌人的耳边，条理清晰地反驳了对方的论点，他的反驳能让西部的庄稼汉和东部的律师们理解得一样清楚。它政治性强，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且符合道义的标准。在给格瑞利写信之后，他用缓和的语气给朋友们讲了一个故事：“我和格瑞利之间的事让我回想起了发生在一个高大青年人身上的事情。他矮小的妻子总喜欢捉弄他，又不准他反抗，于是他便大大咧咧地说，让她去吧，我反正无所谓，捉弄对她可是不可以缺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