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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３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月４日，民盟召开了第３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高崇民、马叙伦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陈望道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５人增加至９人。千家驹、沈兹九等人，进入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感的，尽管在民盟中央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坚决相信我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２０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按期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按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种虚幻之物。’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出来，发给每个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跑回客厅，对着父亲惊呼：“你这个当父亲的知道吗？小愚也和我俩一样，写汇报，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从中学生就开始了？”
“伯钧，我又来‘联盟’了。”这是他一脚踏进我家二门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话传进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着客厅走。
父亲和罗隆基聊天是休闲，也是一种继续思考，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不仅跟读书听课有着同等价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种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闪过。父亲有时训我：“小孩子不要听大人谈话！”于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后面偷听。
一次，被罗隆基发现了，他格外高兴。说：“小愚，到客厅来哇，罗伯伯给你讲一个家乡的故事——有个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着媳妇回娘家。丈母娘给他吃点心，一个碗里打了四个糖鸡蛋。小舅子见了很想吃，母亲告诉儿子，新姑爷不会都吃掉，剩下的归你。这个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门帘后面偷看、等着。姑爷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再吃一个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但心想，还剩有一个呢。可他看见姐夫的那双筷子去夹第四个糖蛋了，便放声大哭，走了出来，说：‘妈，你骗我，四个蛋他都吃了。’小愚，你就坐在这里，罗伯伯一个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１９）３３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⑾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
几年前，看到一个上海作家写的文章。那里面说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有3个。他说错了，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父亲和他谈论反右的话题，如若涉及到人，罗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