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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 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⑾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⑿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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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