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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在山墙上写了八只母鸡的名号，哪只鸡下了一个蛋， 就在哪只鸡的名号下画上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父亲画了满墙的“正”字，又 仰脸望着山墙查数，然后对母亲说：“‘正’字够用了。”母亲问：“你说啥？”父亲说： “我是说，孩子们的营养够用了。只是‘斑斑一号’和‘冉冉二号’表现不佳，斑斑和冉冉 还要靠‘瑟瑟二号’和‘一号’提供营养。”母亲恍然大悟说：“那么，是不是杀了不 在名册的大公鸡呢？”父亲说：“不，不，不可以的。你忘了吗？上次杀了一只公鸡，全体 母鸡们一蹶不振，绝食三日，直到又有了这只大公鸡，才重新出现了盛唐景象呀！”母亲说 ：“是的，是的，世界历来是由公鸡主宰的。”
我常常怀念那一段与母鸡和营养有关的日子。如果没有一位身穿黑色罩衫的老人从南阳来 访，我们和母鸡们的日子里还会日积月累着更多的“正”字。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因为小李姨要幼稚园的孩子排演一个就要在儿童节上演的“小白兔乖 乖，把门儿开开！”我无论如何也不给狼外婆开门，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小李姨让何杰 骑车送我回家的。我一进门，就望见父亲与一位黑衣老人相对而坐，哥哥和姐姐都被挤到了 一边。晚饭已经摆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大家却不动用筷子。黑衣老人的男低音正在破瓦房里 轰鸣：“主啊，赐我精美饮食，赐我欢乐时光，赐我幸运聚会，仁慈遍及四方。主啊，请赐 和平幸福，普照恩光！”父亲就跟他一起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阿门！”哥哥、姐姐却 跟着瞎说：“亚门！”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听见黑衣老人的祈祷，她把邻人从墙豁口上支援过来的一盘猪头肉端上 饭桌时，不知道这是天主赐给的“精美食物”，一连声地对天主表示不敬，“哎呀，这能吃 不能吃呀，卫生不卫生呀！王牧师，实在抱歉，这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委屈你了！”王 牧师开始为天主辩护：“哪儿的话呀，你瞧，多么丰盛的晚宴！”他用筷子点着破桌上 的盘盏，赞美并开始享用“精美食物”。它们多半来自母鸡的奉献，比如：煎鸡蛋、卤鸡蛋 、鸡蛋羹、蛋花汤，最后端上来的是蛋炒小米饭。
王牧师刚刚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寻找。是父亲的母校燕京大学通过教会渠道找到了这位在南 阳传教的牧师，又通过这位牧师在流亡南阳的学校中找到了父亲。他带来了燕京大学聘任父 亲回国文系执教的聘书和一封词意恳切的邀请信。
王牧师离去后，父亲就望着母校的邀请信发呆，“北平沦陷了，我怎能钻到鬼子刺刀底下 卖斯文呢！”母亲说：“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嘛，鬼子与美国没有宣战，刺刀插不进‘燕园 ’。”父亲不语。母亲又说：“我看还是要去，那里摆得下书桌，还有一个陪着你吃了不少 烧饼的图书馆哩！”父亲说：“你和孩子们怎办？”母亲说：“艰苦抗战就是了！”
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父亲才作出了去燕大任教的决定。那时，姥爷已经从省城逃到了郾城 。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姥爷身边的郾城，接着就打扮成教会的神职人员，穿过一大片沦陷区， 钻进了北平的“燕园”。临行前，王牧师又用我听不明白的语言为父亲祈祷：“主啊，在征 战喧声里，你睡主怀中，护你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见荣 华金岸 。阿门！”
3。蒙受羞辱的日子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使我蒙受羞辱的日子。
我怀疑这一切与上帝有关。当我家迁徙到郾城、落脚在东后街一个没有树阴的大杂院里以后 ，总是不能按时收到父亲的薪水。母亲说，父亲的薪水要通过基督教会，穿越一大片沦陷区 ，才能从北平辗转传递过来。我十分敏锐地察觉，这件事是由上帝管着的。上帝没有忘记母 亲对他所赐“精美饮食”的不敬，就在传递薪水上制造障碍，让我们的饮食乃至于穿衣都离 开了“精美”。母亲却又把一切困苦瞒着姥爷。因此，我刚刚踏进城关模范小学的校门，就 成了唯一没有穿上草绿色童子军制服的孩子。
偏偏又碰上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集会检阅。穿戴整齐的全校同学按班级排好了绿色方 阵，我却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衣黑裤闯进去，在一片碧绿的芳草地上增添了一滴刺眼的墨 渍。训导主任刘大个儿一眼盯住了这滴墨渍，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队列。我的耳朵被 他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使我想起了一只黑色的安格拉兔被拉长耳朵拖出绿色丛林的样子，就 用手护着耳根大叫：
“放开 ，你不能揪我的耳朵！”
刘大个儿大为惊讶，“你的耳朵为啥揪不得？”
“我的耳朵没有错！”
他惊骇地打量着我，放开了我的耳朵，却向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那么，你给我跪下！” 我双膝着地后又即刻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大叫：“你不能踢我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 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 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 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 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 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 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 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 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 ，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 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 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 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 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 ——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 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 。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 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 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 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 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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