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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
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
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
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
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
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
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
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
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
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
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
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
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
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
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
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
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
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
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
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
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
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
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
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
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
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
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在邮局窗口，我说：“请
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
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
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
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
吗？”回答是：“没有。”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回台湾第二天，
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
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
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司机
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
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
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
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英文邮报》。”
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
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那你把
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
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
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
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
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
不到的。”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
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走在人行道
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
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
有水准的国民？？”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
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
来？？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
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
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
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
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
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
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
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
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
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
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
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
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
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
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
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
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
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
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
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
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
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
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
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
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
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
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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