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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青》（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我也相信与当时所谓的“干预生活”无其关连。只是作家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青春之歌》以后，一次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
在这活跃的年份里，各式各样的小说，各式各样的写法，展现在中国文坛。作家的文学触角，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临场发挥，往往是由于良知的选择，而不大受外界这种潮流或那种潮流的影响，这也是《小巷深处》（陆文夫）把笔尖伸向一个绝对禁区的原因。事实上，常常是笔驱使作者，而不是作者驱使着笔，所以，《红豆》（宗璞）把一段缱绻的爱情故事，很古典色彩地讲出来，大悖于当时流行的痛快麻利的“革命”感情。
当然，“干预”这个挺天真的字眼，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作家和时代、社会、群体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作家和他心灵以外的世界，和他作为成员之一的人民群众，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尽到某些责任。无论怎样虚空淡远，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必得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或深或浅，或隐或显，谁也逃避不掉，除了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会在作品里，表明对于生活的看法、判断、观点、态度。作家的良知，促使笔下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罢了。文学门类很多，这类作品也缺不得的。否则，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前进中的生活，还有什么呼应共鸣、息息相关的联系呢？文学的作用，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看得太轻。我从来不相信一篇小说，好会好到起死回生，坏会坏到如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了玩玩儿，或者逗笑解闷，消食化痰，搓背擦澡，使人舒服。文学可以多样化，全不动真格的是不灵的。动真格就是作家要评价生活，评价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动真格，对不住，就保不准有什么不愉快在等着你。
短促的繁荣，如流星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批作家的名字人文坛消失了，另一批作家的名字，又出现在读者面前。好像这也是一条规律，每当中国作家们在探索的路途上走得太远，招致质疑棒喝，处境危殆的时候，最有安全系数的做法，便是退回到出发点去，田园牧歌，战争礼赞，常常是作家的一块福地。《七根火柴》（王愿坚）以极短的篇幅，感人至深地传达出革命火种传递中的圣洁感情，因而编入教科书中，被千百万学童琅琅诵读。而茅盾先生为之评介推荐的《百合花》（茹志鹃），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手笔，使人们重温了炮火洗礼中挚爱的鱼水情深。《央金》（刘克）中所写出的人格尊严与革命觉醒。《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中意气风发的女性形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以一波三折的笔墨，描绘出来的儿女情长。《“锻炼锻炼”》（赵树理）中那幽默的语言，对于庄稼人的温情调侃。以及《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的浓郁乡土味、《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里的干部的高大形象、《新生》（林斤澜）中善良农民的素朴心灵，以及《关舍一夕》（汪曾祺）诗化了的夜遇场景，这些作品，比起建国十周年正叫座的“三红一创”的长篇小说盛况，也算一个势头不弱的景象。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这虽是一则文坛轶事，但也说明作家彼时的共同惶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人如何去适应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进得过头的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只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等回归史实、伤时感世的篇章；《卖烟叶》（赵树理）、《赖嫂》（西戌）等写出真实农村、真实农民的作品；《彩霞》（浩然）中那农家女如歌的行板，《长长的流水》（刘真）里同志情谊，些许惆怅的漫想，还值得一读外，余者，倘非调子唱得很高的，如“喝令三山五岳让路”的《红旗歌谣》式的豪言壮语；就是挖空心思，旋生旋灭的，类似活报剧《十三陵狂想曲》式的应景文章。这都出自很负盛名的大家巨匠之手，不能不令人对那狂热年代里造成的才华浪费、时光虚掷的现象，感到悲哀。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文学之树进入了冬眠期，绝大部分作家无一幸免地被批挨斗，关进牛棚，短篇小说虽然能在《朝霞》一类杂志上看到，但受到样板戏和高大全式小说的影响，一副造反面孔，满嘴“文革”腔调，除令人憎恶外，别无可取之处。甚至当年那些作者，如今对自己所写过的“文革”作品，也讳莫如深，努力忘却。十年后期，《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与作者稍后一点的《乔厂长上任记》所塑造出的硬汉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比揭开新时期文学帷幕的《班主任》（刘心武）早了一年，于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荣耀，便不是机电局长霍大道，而是谢惠敏等女中学生了。《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标志着文学这棵大树从沉睡中一觉醒来，重新振作，也体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不辱它应负的先锋作用和启蒙使命。
新时期文学开头几年，造成“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者，悉皆短篇小说，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自然不能不提到《伤痕》（卢新华）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短篇小说，它的题名竟用来标志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看得是多么密切相连。但是，若不看到“乍暖还寒时刻”，我们这些人所写的东西，还存在着相当粗糙疏率的毛病，还留有思想禁锢太久的痕迹，错误笑地以为全是自己作品的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十个‘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纾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作品被广大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当然，作家职业的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值得提一笔的《邢老汉和他的狗》（张贤亮），在写作时，作者还是一名劳改农场的农工，尚未落实政策，就敢提起笔来感受春天，实在难能可贵了。
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新生期，若用王蒙这期间写的《夜的眼》和《春之声》两篇小说的题名，来形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倒是非常形象的譬喻。新时期文学的早期繁荣，确有穿出隧道尽头，顿现一派光明之感。文学之树至此才表现出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生机无限，无所羁缚的生命力来。井喷之猛，泉涌之旺，五十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纷呈的盛况。
我们看到，《陈奂生上城》（高晓声）里那个具有阿Q基因的农民，堂堂皇皇地进城了，再没有卫道士在他头上抡起“中间人物”的根子。《鲁鲁》（宗璞）是新时期较早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无人振振有词地指责那条小狗，违背三突出的创作规律；甚至作者的《我是谁》，是比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小说，也不至于加以离经叛道的罪名。这一切，固然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应赞赏作家们往禁区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今天的一小步，常常是明天的一大步，到《破戒》（汪曾祺）问世，那个小和尚出现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他开拓了我们当代小说的写作路数。在文学园地里，只有一朵花，不是春天，文学要想真正繁荣，作者，读者，尤其关心文学和指导文学者，就应该有忍受你并不习惯，并不喜欢，甚至与你志趣旨味毫不相同的作品，有获得一席生存权的宽容精神，这才是促进文学繁荣的惟一道路。
于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里所表现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