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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自己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历史螺旋，不但亲眼见识了被视为旧中国标识的毒和娼，而且亲眼目睹了曾经的主人翁是怎样被弃如草芥，唱了一百年的劳工神圣又是怎样被当作笑谈！想起老先生的那番话，想到历史是如此的吊诡，不由不心生感慨！我无意评判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也不想争论性产业是否符合 “新新中国”的想象，我只想说皇帝并没有穿上新衣。
由此我还想到了艺术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下，究竟谁的思想最“解放”？谁是“先锋”——敢于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谁创造了最“有意味的形式”——三个倔强的手指头？显然不是我，和在场的大多数人。
曹征路写于2006…9…14
无望中的挣扎与力量
——《霓虹》简评
李云雷
曹征路先生的《霓虹》，可以视为小说《那儿》的姊妹篇。在《那儿》中，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做了妓女，在回家的路上被狗咬了，从而引起了此后的故事，但在《那儿》中，杜月梅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主体，而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霓虹》可以说是对《那儿》的一个补充，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育的力量。
在形式上，《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倪红梅的日记则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她的现实世界与内心感受，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在内容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二是她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倪红梅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她的父亲为抢救工厂财产而牺牲，她顶替父亲的班去了绢纺厂，在这里她度过了较为幸福的一段时光。她丈夫常虎“被行车砸死，百分之百是厂里责任，他们也都认帐，可厂里有困难，我就信了他们的话。共渡难关，共渡难关，最后他们是渡过去了，却把我扔在了深渊里。”而随着厂子的解体，她也下了岗，而她要同时养活“奶奶”和女儿，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这时两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处境，使她最终走上了做妓女的道路，一个是指望不上的小男人，另一个则是她尊敬的以前的“厂领导”，正是后者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与自尊心。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倪红梅之所以走上卖淫的道路，尽管不无个人原因，但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小说中，当倪红梅走过以前工厂废墟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那种哭，不是难受，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悲凉，一种冰寒彻骨万劫不复的悲凉。也不光是为自己哭，还有我们的父兄，我们的工厂，还有我们那两千多姐妹。”正是在这里，小说通过倪红梅人生历程的追溯，对我们改革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主导改革的权力者会说，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是我把厂子搞破产了，卖了，贪污了，拍屁股走人了。我不怕，卖厂是市里的决定，我有什么办法？改革嘛，总是有成本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改革的成本总是由工人们负担，这把他们逼到了悲惨的处境中，而另一些人则升官发财、从中渔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做了妓女之后，倪红梅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首先，是她与女儿、“奶奶”的关系，倪红梅出卖自己的身体，也感到对不起女儿与“奶奶”，但为了女儿的医药费、学费，“奶奶”的生活费，她又不得不靠做妓女为生。在这里，小说细致地勾画了女儿、“奶奶”对倪红梅态度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奶奶”是咒骂、寻死，而到最后，则对倪红梅有了一定的理解与关怀，这是在共同的艰难生活中培育出来的感情，是在无奈中认同现实所产生的同情，这样的情感虽然产生于卑污的生活，但却是圣洁的，是最为动人的。
其次，是倪红梅与嫖客的关系，她与老梁头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老梁头要跟她好，要“包”了她，但她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只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不可能出现“喜欢”、“爱”的关系，这虽然残酷，却是事实，尽管这一点一旦被证实，倪红梅也不由得感到难过，“毕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说喜欢我的人，而且三番五次地说”，但他们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只能限制在金钱与肉体的交换上，不会有另外的可能。
再次，是倪红梅与其他妓女的关系，如阿红、阿月、肥肥等等。这些人之间既相互体谅，又相互争斗，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小说的一个好处在于，它虽然以倪红梅为小说的主人公，却也以相当的笔墨勾勒出了阿红、阿月等人的生活处境，从而在总体上呈现了底层妓女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卑贱、无望的生活，她们仿佛置身于泥泞之中，无法挣脱。小说以几个故事，写出了她们生活中泥泞的质感与内在逻辑，同时写出了她们对爱与幸福的卑微追求，尽管靠出卖肉体为生，但她们“心里始终围着一道坝”，这是她们生活的最后底线。值得注意的是，倪红梅与其他妓女有着明显的不同，她是城里人，年纪大，是下岗女工，而且人“很好”，这就决定了她在她们中是一个类似“大姐”的形象，正是她调解她们的纠纷，倾听她们的心事，她是这样一个小社会中的精神支柱。
以上两方面的现实，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人惨不忍睹的处境。但小说并为到这里为止，在写尽了她们生活的黑暗与无望之后，它又给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力量，她们的力量虽然卑微，却也正是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希望。小说中，阿红和阿月去一个“大机关”为一个“什么人物”祝寿，“谁知那人物对上床不感兴趣，只想作践人，先是让他们脱光了陪酒，然后让她们举着蜡烛围着酒席转，再后来就是动手掐，拿香烟烫……”在饱受了欺凌与摧残之后，这些妓女终于无法忍耐了，她们开始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权利，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做过工人的倪红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情就是这样。总得有人先站出来，何况我们是这样一群人。从前，见别人被欺负，我们沉默，结果自己也受到同样的欺负。从前，明知道不合理我们也忍了，我们不好意思说，结果人家好意思把你推进火坑。”
“婊子难道也要维权？”，这是“大机关”的人对她们的讽刺，他们威胁、恫吓，想把她们唬住，但这些人是吓唬不住的，“我们谈到了死，没想到这个话题是这样热烈。原来我们这些人，个个都不怕死，每个人都想到过死。”当这些人失去了一切时，当她们被逼到绝路时，当她们对未来不存在丝毫幻想时，她们才明白，只有斗争，只有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为自己争得公平与正义，争得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尊严”，“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种人。”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她们的维权竟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小说中，刘师傅和他的下岗工人“互助会”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支持，是维权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最重要的则是她们自身的抗争，是倪红梅残存的阶级意识所焕发出来的力量：“从前，在他们中间我不觉着什么，离开了也没觉着什么，好像我们只是日子艰难了才觉着孤单。可是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这就像突然走进一部老电影，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也正如中国革命史所一再证明的，受压迫的人一旦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将会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而这也是他们改变世界与自身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个地方，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这也是这篇小说区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悲惨的作品之处。在《霓虹》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