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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议会之融合，只维持了短时间，以后即因对教会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财政问题发生冲突。国王也屡次解散议会。可是查理二世遭遇与查理一世遭遇的困难表面相似，内中有实质上的差别。例如，国王不同意英格兰教会歧视其他宗派。颁发“信教自由令”（indulgence），赦免不奉国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议会则于国王对外作战而需要征税筹饷之际，强迫国王收回前令，还通过“宣誓法案”（TestAct），强迫文武官员宣誓信奉英格兰教会及其崇拜仪式，不遵行的即行革职。
查理在位期间与荷兰作战两次（史称第二次及第三次英荷战役，以区别于克伦威尔之第一次英荷战役）。这些战事愈发显现欧洲近代国家的真性格。第二次英荷战役发生于1664年底，持续两年半。英国派出战船160艘，装炮5000尊，海军23000人。交战时双方死伤损失严重。英国议会批准战费250万镑，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原拟作三年开销，而实际上一年即已用罄。再加以作战期间英国瘟疫流行，1666年9月伦敦又发生大火，延烧五日。在这种情形之下，商业萎缩，而截获荷兰船货的目的也未能如愿，人民之失望可知。战后荷兰割其在北美洲据有的新尼德兰（NewNetherlands）给英国，包括今日之纽约市及纽约州，当时的观察者很难预料此举在以后历史上的重大影响。经过这番战役，两方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此固定。第三次英荷战役虽也有剧烈战斗，却无第二次战役的深远历史意义。
查理二世认为外交纯系国王之特权。而实际上，议会代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也无从采择众议。这时候他的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向北扩张领域，左右如意，掌握的钱财又多，查理和
他订立密约。英国国王首先答应对荷作战（第三次英荷战役），次之更将英国改为天主教国，一俟时机成熟，就公布执行。在这种条件之下，他前后私自接受法国国王的馈赠。其实他所得至微（每年10多万镑），所冒风险则至大。此时想把英国改成天主教的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所以至今历史家仍在猜测查理的真动机。
快活国王于1685年2月去世。他这时已秘密接受了天主教，临终时也由神父施行天主教徐油膏的仪节。王位则传给三弟詹姆士二世。詹姆士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过去好几年，不少政客和社会上领导的人物想阻止他来继承王位，希望查理的新教信徒私生子（有人说查理逃难时曾和此子的母亲结婚，否认他系私生）蒙茅兹公爵（DukeofMonmouth）继承大统。为了这一争端，还曾发生一连串阴谋与命案，好几位知名之士在疑案中牺牲。查理去世前夕，舆情发觉继承争夺一事已被渲染过度而应当稍为收敛，所以詹姆士在1685年登基时没有受到阻碍，泰半由政治风气好转之故。
詹姆士过去曾率领舰队对荷兰作战，以英勇著名，这时候他申明无意于专制威权而决心遵守现行法律，于是众心欢悦，议会也通过他需要的经费。蒙茅兹的叛变亦迅速削平。詹姆士踌躇满志的时候，刚愎自用，缺乏耐性的真性格至此表现出来。防制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人身保护法案（HabeasCorpusAct），在查理二世末年通过成为法律，新国王则有意将之废除。议会不合作，他则将之解散。最大的问题则是詹姆士滥用豁免权（dispensingpower）废除宣誓法案。国王本来有豁免权，可以施用于一人一时一事。詹姆士则将此权力置于信教自由令内颁布，广泛的使不奉英格兰教会膜拜仪式的人，立时释去法律上的限制。在我们今日看来，这种举动良堪钦佩。可是在17世纪，清教徒与主教团争斗的记忆犹新，国王这种举动只使才稍平静的波澜再被掀起。并且他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天主教徒的地位，更使新教教徒在彼此龃龉冲突之中产生一种外来威胁之感。詹姆士以天主教徒为爱尔兰总督和海军总司令。另外一个不奉英格兰教会崇拜仪式之人物则任伦敦塔（TowerofLondon）总管，掌握着监狱和兵器。因为商业之展开，国王之税收也有扩充。詹姆士即用这笔财源支持常备军30000人。对反对派来说，这更是一重威胁。
詹姆士有女二人，都信奉新教，长女玛丽嫁于荷兰国家总督（详第三章）威廉三世，威廉的母亲则是被弑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因之威廉与玛丽都有继承英国王位之可能。1588年英国反对国王之人士邀请威廉来此邦干政。所以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即始于女婿推翻岳翁，也是外甥清算舅父。威廉率兵15000在英国西南端登陆，英军无意抵抗，詹姆士在年底之前仓皇出走，从此流寓海外。1689年初，议会公布国王自动退位，威廉与玛丽为继任之国王与王后。
詹姆士出走之前，众叛亲离。邱吉尔之祖先约翰·邱吉尔年幼时为詹姆士的侍从，因国王一手提拔，壮年建立军功，这时候也归附威廉。国王之次女，则从父亲的势力范围内自动逃入姊夫所占领的地区。国王之出走，经过两次，第一次他已化装乘小船准备出海，但是潮水不济，被沿海渔人拥送登岸回伦敦。他再次出走前夕，宫殿已在威廉之荷兰部队看管之下。最后他乘小渔船出海，曾在港口逗留6日，却没有人留难他。
这些琐碎情事，与资本主义之发展有何关系？
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些事迹证明英国已无法滞留为一个朝代国家，詹姆士在两次出走之间回伦敦，使效忠于他的义务人士感到窘迫。如果国王不决心自动退位，而准备决最后之一战，则他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非如此则对传统的忠君观念无所交代。但这些人却又无意于国王回宫之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效命勤王。原因是英国已慢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在情绪上和伦理上都已丧失仿效46年前他们的祖先毁家纾难去追随查理一世的壮志与赤心。这当中的不同，并不是全由资本主义之展开，却又不能与资本主义之展开无关。
事实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英国的政党已开始崭露头角。初时并没有明确的政党宗旨，也没有确定党员的资格与出身，或者表扬他们的权力与义务，而且最初“党”之一字，也真像在中国传统政治里一样，“小人有党”，纯粹是骂人的名词。当时既有一些朝臣政客社会名流经常聚首，对一人一时一事有了逐渐较规律的看法，反对他们的人则以党称之。起先，查理末年准备在议会通过法案，不让詹姆士嗣位者，称为辉格党（Whigs）。而维护詹姆士支持国王及教会传统体制者为托利党（Tories）。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辉格党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产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以后辉格党更采取主动，在各地区市镇分别增强其实力。时间愈进展，两党的性格愈趋显明。辉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兴商业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处乡绅及英格兰教会之利益。前者以伦敦为中心，后者较具内地色彩。再经过几度沧桑，前者成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前类似之争执会演成兵戈相见，而且参加战役的主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最初还不知所为何来，而半个世纪之后，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虽说最先仍掺杂了不少暗杀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为政党政治？
本书已前后约略的讲到社会在大动乱之后变质，现在我们提出历史上的事例作为证据之前，先勾画一个理论上的轮廓：
大凡任何宗教，对个人的经济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紧缩的作用，如摩西十诫。社会愈单纯，其警戒检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陶尼曾说：
一个以农民组成的社会，其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
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它已经有了一个单纯一致
的形态。一个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
之中吸收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同时也需要自由
的朝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在这时期之中（他
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其发展也就是维持它们的宗教
方式。倘非如此，这社会就无法避免经常的摩擦与障
碍。
既然如此，大主教劳德等早应该适应潮流，对信教自由让步。为什么又有他们的阻挠，使历史的展开延迟了约近50年？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劳德等缺乏眼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