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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还没有来，这间房子本来由于太大而没有人租用，现在这间小屋里二十余人的喧闹声，却成了一大群人的吵闹声。
这时我看到一个很出奇的家伙。那边有一个红脑袋的小个子男人，似乎谁也不认识他，而且这个邋里邋遢的家伙也完全不像我妻子的客人那一流人；他一直站在鱼子酱旁边，有二十来分钟了，吃得就像野兔吃食一样快。这时他用手帕揩干净嘴，显然是一时冲动，他向前探探身子，轻轻地擦了擦天鹅的嘴，擦掉了一滴已经凝聚在天鹅嘴上马上就要滴落下去的水珠。然后他偷偷摸摸地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注意他，他碰到了我的眼光，就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
“早就想干这个了，”他说道，“谅你也不知道每分钟滴多少下。我可知道，我数过了。”
“不知道。”
“猜猜看。如果你错了就给六便士；如果你猜着了就是半个美元。这是很公平合理的。”
“三下。”我说。
“哦呀呀，你真够机灵的。你自己一直在数着吧。”不过他并没有露出要付款的意思来，而是说，“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生长在英国，不过这是头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呢。”
“大概你是坐飞机出国的吧？”
“不对，根本没有坐过飞机。”
“那我猜你是环绕地球，从太平洋那边绕过来的吧？”
“你真够机灵的，没错儿。我还因为这个问题跟别人争论得相当厉害呢。”
“那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我问道，想要投其所好。
“啊，这以后再说吧。好啦，我得赶快逃啦，再见！”
“查尔斯，”我的妻子说，“这位就是克拉姆先生，星际电影制片公司的。”
“你就是查尔斯·赖德先生，”克拉姆说。
“是的。”
“好，好，好，”他停顿了一下。我等待着。“船上的事务长说我们就要碰上暴风雨了。关于这件事你还知道些什么？”
“比事务长知道的差多了。”
“对不起，赖德先生，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所知道的比事务长少。”
“是这样吗？好，好，好。我非常欣赏我们这场谈话。希望这是以后多次谈话的开始。”
这时一个英国女人说道：“啊，瞧这只天鹅！我在美国待了六个星期，现在对冰真腻烦透了。跟我说说，隔了两年重见西莉娅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我可能觉得像个不大恰当的婚礼。不过西莉娅从来没有把她头上的香橙花完全摘下来，是不是？”
另一个女人说道：“一边说再见，一边又知道我们过半个小时又会见面，而且许多天每隔半小时都要见一次面，这不是妙极了吗？”
客人们陆续告辞了，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要告诉我，我的妻子已经答应了在最近的时间里我将为他做些什么事。这个晚上的话题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常常碰面，以及我们形成了一个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描述得出来的分子体系。末了那只天鹅也用轮车推走了，我对妻子说，“朱莉娅一直没来。”
“不来了，她打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的话，噪音就一直没断——她大概为了一件衣服吧。不过真够幸运的了，这儿连个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个聚会挺不错吧？你很讨厌它吗？你的举止好极了，而且看起来派头很高贵。你那个红头发的好朋友是谁呀？”
“不是我的什么好朋友。”
“那可太奇怪了！你跟克拉姆先生说过去好莱坞工作的事吗？”
“当然没有。”
“唉，查尔斯，你真叫我操心。光是站在那儿摆出尊贵的派头，像个为艺术而牺牲的人，这是不够的。咱们吃晚饭去吧。我们在船长那张桌子吃。我想今天晚上他大概不会下来吃的，不过遵守时间才有礼貌。”
当我们到了桌子跟前时，其他聚会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了。在空着的船长那张椅子两边坐着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他们，还有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还有上议员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还有一位美国教士，这时他孤零零地坐在两对空着的椅子中间那张椅子上。这位教士后来把自己说成是——似乎有些多余—一位圣公会的主教。餐桌旁夫妻都是坐在一起的。这时我的妻子必须当机立断，尽管那位服务员企图指挥我们另外一个坐法，可是她还是分开坐了，她挨着那位上议员坐，我挨着主教。朱莉娅对我们两人忧郁地露出一点儿同情的表示来。
“说到鸡尾酒会真让人丧气，”她说道，“当时我的要命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她半个小时前才回来。原来她打乒乓球去了。”
“我跟上议员说了他没看到什么人，”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无论西莉娅到什么地方，你准会发现那里所有的头面人物她全都认识。”
“在我右边的，”那位主教说，“预料会来的是一对重要人物。他们在自己的客舱里吃饭，除非事先得到通知船长会光临才来这里。”
我们是乏味透顶的一圈人；连我的妻子喜欢社交的精神也动摇了。我不时听到她的片片断断的谈话。
“……一个非凡的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相貌像福尔纳夫船长。”
“但是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说，西莉娅小姐，你并不认识他。”
“我是说他像福尔纳夫船长。”
“我有些明白了。他为了参加你的酒会而冒充你的这位朋友。”
“不，不。福尔纳夫船长不过是个喜剧角色。”
“另外这个人听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啊。你的朋友是一个喜剧演员吗？”
“不是，不是。福尔纳夫船长是一家英国报纸上的虚构人物。知道吧，就像你们的虚构人物‘凸眼球’一样。”
那位上议员放下手里的刀叉。“简单地说：一个骗子参加你的宴会，而你又接纳了他，因为他和一部动画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出奇地相像。”
“是的，我想的确是这样。”
上议员看着他的妻子似乎像是说：“头面人物，嘿！”
我听见桌子对面朱莉娅正在替那个外交官试图追溯她的匈牙利和意大利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一颗颗宝石在她头上和手指上闪着光，可是她的手却神经质地揉搓着几个小面包球，她那闪着宝石光泽的头绝望地低垂着。
那位主教告诉我他去巴塞罗那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一项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赖德先生。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的时机已经来临。我定的目标是：让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和解。以此为目的，我和我的委员会也已经深入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采用价值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分歧是人物性格的问题，赖德先生，凡是由于人物性格而出现分歧的问题，人物性格也可以把它统一起来……”
在另一边我听到说：“我可否斗胆地问一句，你丈夫去考察，是什么单位发起的呢？”
那位外交官夫人勇敢地跨过把他们隔开来的鸿沟和主教攀谈起来。
“你到了巴塞罗那，将说哪一种语言呢？”
“说理性和兄弟情谊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下一个世纪，说话将用思想而不是用语言。你不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同意。”
“什么是语言呢？”主教说。
“确实，什么是语言呢？”
“无非是传统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这个时代恰恰是适当地怀疑传统符号的时代。”
我的脑子感到天旋地转；经历了我妻子举办的那个吵吵嚷嚷的酒会，和今天下午那种难以了解的情绪，经历了和我的妻子在纽约的纵情享乐，在充满瘴疠和绿阴的丛林中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独生活以后，目前这种状态实在是不堪忍受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荒野里的李尔王，就像那个被疯子逼到绝路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一样，我呼唤着狂风暴雨，仿佛依靠巫术，我的召唤就会应验似的。
这时有那么一刻，尽管我当时弄不清楚是不是神经紧张变出来的幻觉，反正我感到有一种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逐渐增长的运动——这间宽大的餐厅猛地膨胀和震颤，就像一个人酣睡时的胸脯一样。这时我的妻子扭过脸对我说：“要么是我有些醉了，要么是暴风雨来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坐在椅子上歪到一边去了；这时靠墙放着的刀叉餐具掉落下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