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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噢，没关系。”
“向你问好。”
当我正在刮脸的时候，妻子在浴室中说道：“跟过去一样了。我不再担忧了，查尔斯。”
“很好。”
“我原来真是担心两年的时间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完全从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啦。”
“什么时候？”我问道，“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什么了？”
“自然是你离开的时候呗。”
“不久以前，你就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哟，查尔斯，那是过去的事了。已经没什么了。从来也没有什么事。事情已经过去了，早忘掉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又回到我出国时我们那样的情形了，是吗？”
就这样，我们恰恰又在两年前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开始了这一天的生活，我的妻子流下了眼泪。
我妻子的温柔和英国人的沉默气质，她的细小整齐的白牙齿，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天真无邪的调皮的女学生样子和女学生的衣着，她那些昂贵的从远处看好像是成批生产的时髦首饰，她那常常挂在脸上善于应酬的微笑，她对我的尊敬顺从，她对我的爱好的热心，还有使她每日都要朝家里保姆拍海底电报的慈母之心——总而言之，她独具的魅力——使她在美国人当中很得人心。动身那天，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她认识不过一个星期的朋友们送的玻璃纸包装的大包小包礼品——鲜花、水果、糖、书籍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而服务员也像育婴堂的修女一样，常常根据礼品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旅客的身份高下；所以航行开始时我们就倍受尊重。
一上了船我的妻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的朋友呢，”她说，“这次旅行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次鸡尾酒会吧。”
升降口的扶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朱莉娅吗？我是西莉娅——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真高兴极了。你一直在干什么呢？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参加鸡尾酒会吧，跟我谈谈你的一切情况。”
“哪个朱莉娅？”
“朱莉娅·莫特拉姆呀。我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了；事实上，自从我的婚礼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自从我的画展预展以后也就再没有跟她说过话了，在那次画展上，布赖兹赫德提供的我画的那四幅马奇梅因公馆的油画挂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画就是我和弗莱特家的最后联系了；我们密切来往了一两年，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此分道扬镳。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雷克斯和朱莉娅呢，我有时听说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并没有完全像原来预测的那样飞黄腾达，他仍然停留在政府的边缘，名声不小，但令人暗生疑端。他与富豪们来往，他的讲演却似乎倾向革命政策，既向共产党又向法西斯暗送秋波。我听到人们在谈话中提到莫特拉姆的名字。当我翻着报纸不耐烦地等候某人的时候，我不时看到他们的面孔在《闲话报》上隐现，但是我和他们已经是陌路人了。人们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才会处在隔离的世界里，彼此无关，各在一个旋转着的星球上。这个过程也许在物理学上可以找到十分贴切的比喻来，我模模糊糊地领悟到，带能量的粒子都是分别组合和重新组合到不同的磁力体系中；对于一个很有把握谈这类物理学现象的人们来说，这个比喻倒是现成的；但对于我却不适用，我只能说英国处处都有这种亲朋密友的小圈子，因此，就我和朱莉娅的情形而论，即使我们住在伦敦同一条街上，有时同时看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而且我们可能彼此很有好感，比较关心对方的前途，甚至为彼此分开感到惆怅，而且知道我们每一方只消拿起电话筒，就可以在枕边跟对方通话，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一下见面的亲密，仿佛随着早餐的橙汁和阳光一道进来；但是，由于受到我们各自的星球的向心力作用以及包围着各自的星球的冷寂的星际空间的限制而不能这样做。
我的妻子高踞在堆放在玻璃纸和丝绸彩带中的沙发背上，继续打着电话，兴致勃勃地查阅旅客名单……“是的，当然要带他来，听说他很可爱……是的，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蛮荒的地方弄回来了；真够好的吧……没想到在登记簿上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太好啦！这使我的旅途……亲爱的，我们也是住在萨沃伊—卡顿旅馆呢，我们怎么能把你们漏掉呢？”……有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得看看你是否确实还在那儿；我现在还不习惯呢。”
我走出舱外，这时轮船缓慢地驶进河道，我走向一扇大玻璃窗，旅客们正站在许多玻璃窗前注视着向后滑去的陆地。“有这么多朋友哩，”我妻子刚才是这么说的。这一群人对我来说都是素不相识的；刚才告别的激情也正在开始冷下去；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送行人一起饮酒话别，这时更是激情高涨；而另一些人则在盘算在什么地方弄到甲板坐椅；乐队不引人注意地演奏着——所有的人都像一群乱哄哄的蚂蚁。
我转身走进了几个娱乐厅，那里都非常大，但一点也不富丽堂皇，仿佛是设计成铁路车厢似的，而且荒唐地扩大了几倍。我走过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上面刻着像纸一样薄的栩栩如生的亚述时代的动物；我脚下的地毯，颜色如同吸墨纸一样；彩绘的墙壁镶板也像吸墨纸一样——一种单调的、不鲜明的幼儿园的手工制品——在墙和墙之间有着一码又一码未经木匠斧凿过的淡褐色木头，还有墙角里扭弯了的镶木，它们经过蒸、挤、抛光，表面上看不出来地一片一片地连接起来；吸墨纸似的地毯上四处摆着大约是卫生设备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桌子和填心的块料，块料上是方形的凹陷，可以坐进去，而且装上垫子，这些东西上面看上去似乎也显出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几十个洞中散射出来，光线均匀，没有留下阴影——整个大厅里充斥着上百个通风器的嗡鸣声，并且由于大厅下面转动着的巨大蒸汽机而颤动着。
“我回来了，”我想，“是从密林里归来，从废墟中归来。所以此时此刻，财富已不再那么令人目眩，权力也不再具有尊严。‘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我以前听到这句伟大的赞美诗，一次是科迪莉娅在马奇梅因公馆的客厅里给我念的，另一次是大约一年以前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的唱诗班唱的。）
一个服务员走到我跟前。
“先生，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吃的吗？”
“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不要冰镇的。”
“非常抱歉，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镇的。”
“难道水也冰镇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吧，冰镇就冰镇吧。”
他一溜小跑走开了，很困窘地在弥漫的嗡嗡声中无声无息地走掉了。
“查尔斯。”
我回过头去，只见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般的方垫上，她的双手叠着放在大腿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没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儿。西莉娅打电话告诉我的。真高兴。”
“你在干什么呢？”
她摊开放在腿上的空空的双手，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在等着。我的女仆正在解行李；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她就一直很别扭。现在又抱怨起我的客舱来啦。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抱怨的。好像我要的饮料来了。”
那个服务员又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杯是冰镇水，另一杯是开水；我把酒和水兑在一起，使温度合适。他一边观察，一边说道：“先生，我得记住你是怎么兑的。”
大部分旅客都各有所好；他是雇来增强这些旅客的自信心的。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挨着她坐在另一个方垫上。
“刚才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她说，“凡是我喜欢的人我似乎永远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说话的口气就仿佛只是隔了几个星期，而不是已经隔了很多年了；而且好像我们在分别以前就已经是挚友似的。时光的流逝筑起了层层防线，把薄弱环节伪装起来，并且除了几条人来人往的熟路以外到处都布了地雷，因而我们大概只能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的这一头，向对方发发信号而已。像这样的不期而遇，情形就与普通的经历大不相同了。我和她以前算不上什么朋友，现在却以长期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里相遇了。
“你在美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