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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葡萄酒。如果威尔科克斯自己做主，他就会相当吝啬的。”
“他待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了。你喜欢葡萄酒吗？”
“很喜欢。”
“我要是喜欢喝就好了。别的男人和酒结了不解之缘。在毛德琳学院时，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灌醉，可是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甚至觉得啤酒和威士忌都不大开胃口。像今天下午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结果是一场苦难。”
“我可喜欢喝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的最近的成绩报告单上说，她不仅是学校中最坏的女学生，而且她在最老的修女的记忆里也是最坏的。”
“这是因为我拒绝做圣母会修女。女修道院长说，如果我不把宿舍弄整齐些，就不能当圣母会的修女，所以我就说好嘞，我还不愿当，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管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右脚穿了跳舞鞋。气得女修道院长脸色铁青。”
“圣母可是喜欢顺从的呀。”
“布赖德，你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一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这种人在你们学院里很多吗？在毛德琳学院可有一些。”
“我实在不知道。在进牛津大学以前我早就是不可知论者。”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
宗教信仰似乎是这天非谈不可的话题。我们谈了一会儿农业展览会。后来布赖兹赫德说：“上个星期我在伦敦见到主教。你们知道，他想关闭我们这儿的小教堂。”
“得嘞，他关不了。”科迪莉娅说。
“我想妈妈不会让他关掉。”塞巴斯蒂安说。
“小教堂离得太远了，”布赖兹赫德说，“梅尔斯蒂德周围十几户人家没法到这儿来。所以他想在梅尔斯蒂德开一个弥撒中心。”
“那我们怎么办？”塞巴斯蒂安说，“难道我们在大冬天一早就得开车去那儿吗？”
“我们必须让圣餐礼在这儿举行，”科迪莉娅说，“我喜欢偶尔去参加一下；妈妈也喜欢。”
“我也爱去，”布赖兹赫德说，“可是我们人太少了。好像我们并不是全庄园人人都去作弥撒的老天主教徒。小教堂迟早总会取消的，也许等妈妈过世后。问题是，如果现在就取消是不是合适。你是个艺术家，赖德，从美学角度来看，你认为小教堂怎么样？”
“我认为很美。”科迪莉娅噙着眼泪说。
“它是件真正的艺术品吗？”
“呃，我还不大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小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小教堂是它那个时代的一个出色的代表作。可能再过八十年，它就会受到极大的赞美了。”
“这教堂二十年前不算美，八十年后很美，而现在就不美，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好啦，现在也许是好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恰好不十分喜欢它。”
“可是，喜欢一件东西和认为它好有没有区别呢？”
“布赖德，别像耶稣会教士那样狡猾。”塞巴斯蒂安说。可是我知道这样的争执不只是个文字问题，而且还表现出我们之间的深刻而又无法消除的分歧；双方都不理解，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对方。
“难道你也是这样来区分葡萄酒的吗？”
“不。葡萄酒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我喜欢那目的，而且认为那目的是好的——那目的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是就我的情况来说，葡萄酒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葡萄酒，也不认为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赖德，别说啦。”
“对不起，”他说，“我还认为这个问题让人们感兴趣哩。”
“谢天谢地，我上的是伊顿公学。”塞巴斯蒂安说。
吃完了晚饭，布赖兹赫德说：“恐怕我得把塞巴斯蒂安带走半个小时。明天我要忙一整天，展览会完了我得马上动身回去。我有一大堆文件要请父亲签字。塞巴斯蒂安得把这些文件取出来，解释给父亲听。科迪莉娅，你该去睡觉了。”
“得先消化一下才行，”他说，“晚上我还没有这么大吃过呢。我还要跟查尔斯说说话呢。”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什么‘查尔斯’？你应当叫赖德先生，孩子。”
“查尔斯，来吧。”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个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随时都谈论宗教问题吗？”
“不是随时谈。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不是吗？”
“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宗教问题。”
“那么，也许一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要为你祷告。”
“你可太好啦。”
“要知道，我不能给你一串念珠的时间，只能为你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我要为他们祈祷的人有一大串呢。我把他们按顺序排好，每周一次，我给每人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了我该得到的了。”
“噢，我碰到的一些事情比你还要难办呢。比如说劳埃德·乔治，凯泽和奥利夫·班克斯。”
“她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女修道院长发现了她正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吧，如果你不是不可知论者，我就会向你要五先令，好买一个黑人教女。”
“你的宗教我丝毫也不感到吃惊。”
“这是上学期一位神父发起的新鲜事儿。如果你给非洲的某些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在给某人婴儿洗礼时用你的名字做婴儿的教名。我已经有了六个黑科迪莉娅啦。这挺好玩的吧。”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一回来，就叫科迪莉娅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继续谈起我们谈论的那场话题。
“当然，你确实说得有理，”他说，“你把艺术当作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啊，可是不寻常的是，我竟然发现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作过九天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这一切让我莫名其妙。”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布赖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我过去对塞巴斯蒂安多么不了解，我这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接触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在公海客轮上结识的一位朋友；此时，我们已经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会场上的帐篷拆掉了，旗子也拔掉了；被践踏的草地又开始恢复了绿色；以从容闲散开始的这个月，倏忽到了月底。现在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也忘记了他的脚伤。
“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呀。”
“我想到这一点。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过活。而旅费，律师们会给我的——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用这笔钱我们俩坐三等车去就够了。”
我们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