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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显然含着一种威胁的意味。
多半是由于我姑妈菲利帕的原故，我现在觉得自己在父亲家里竟成了一个生人。我母亲过世后，姑妈就来同我父亲和我住在一起了，毫无疑问，正如父亲说的，她想把这儿当作她的家。当时，每天晚上饭桌上的种种痛苦我是根本不知道的。姑妈要亲自陪着我，我毫无疑问地领受了她的情意。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光景。最初的变化是她重新启用她原先打算卖掉的萨里那所房子，我上学期间她就住在那里，她到伦敦来住几天只是为了买东西，玩一玩。到了夏天，我们就一起去海滨。后来，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她离开了英国。“最后我还是把她甩掉了，”谈到那位慈祥的夫人时他用这种嘲笑和得意的口吻说话，他知道我听出来话里向我挑战的意思。
我们离开餐室时我父亲问：“海特，你跟艾贝尔太太说了明天要给我定龙虾吗？”
“还没有呢，先生。”
“那就不用说了。”
“好的，先生。”
我们在花园房间里一坐下来，他就说：“我不知道海特是不是真的打算提龙虾的事，我认为他并不打算提的。你知道吗，我相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到了第二天，一件武器凑巧落在手里。那天我遇见了一个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名叫乔金斯的同年同学。我一向不大喜欢这位乔金斯。有一次，那还是菲利帕姑妈在家里的时候，他来吃茶，她就曾经对这个人作出这样的宣判：即他的内心可能美，可是头一眼看上去可不那么吸引人。这一回我热情地向他问好，并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不过并没有显出有什么变化。父亲事先肯定得到海特的提醒，说有一位客人要来吃饭，所以他没有穿他那身丝绒衣服，而穿了一件燕尾服。这身燕尾服，再加上黑背心，极高的硬领，特窄的白领带，就算是他的晚礼服了。他穿着这身衣服，显出一种忧伤的神气，好像穿的是朝廷的丧服，这种神情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由于发现这种神情招人喜欢，所以一直就保持下来了。他连一件吃饭穿的短上衣都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你太难得了，大老远地来这里。”
“哦，并不远，”乔金斯回答说，他住在苏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嘛，”父亲狼狈地说，“你来这儿是出差吧？”
“噢，我在经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也有一个亲戚是做生意的——你不会认识他的；他比你要早喽。那天晚上我还跟查尔斯谈到他哩。我常常想到他。他成了，”他顿了顿，以便充分强调下面的古怪说法，“他成了个‘惨败的人’。”
乔金斯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父亲带着责备的神色盯住他。
“难道你觉得他这么倒霉倒值得高兴吗？也许是我用的词不常听说吧；你想必会说他‘破产’了吧。”
父亲控制着局面。他自己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故意认定乔金斯是个美国人，所以一晚上他都在和他玩一场微妙的、别出心裁的客厅游戏，凡是谈话中出现的一切专门的英国用语他都要解释一番，把英镑折合成美元，还必恭必敬倾听他的谈话，并且连连说道“当然啰，以你们的标准而言……”；“对乔金斯先生来说，这一切显得太狭隘了”；“你们习惯在辽阔的空间……”等等。听他这么说，因此使我的客人隐约觉得他的身分大概有什么问题，而他又根本得不到机会把自己的身分解释清楚。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琢磨我父亲的眼神，想要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以这个方式讲话不过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玩笑罢了，可是他看到他的神色竟如此温和、宽厚，使他感到困惑莫解。
有一次连我都觉得父亲说得太过分了，当时他说：“你在伦敦居住，恐怕相当难过，玩不成你们国家的游戏了吧？”
“我们国家的游戏？”乔金斯问道，他领悟得很慢，不过终于领悟到这是弄清问题的好机会。
父亲看看他，又看看我，他的表情也同时从和蔼可亲变成满腔怨恨；当他再朝乔金斯看去的时候，表情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这种神气就像一个赌徒向全室的人认输那样。“说到你们国家的游戏，”他从容地说道，“那就是说板球嘛，”说着他就控制不住抽起了鼻子，全身都抖动起来，他还用手帕擦擦眼睛。“在城里工作，你肯定发现用在板球场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吧？”
他走到餐室门口撇下了我们，“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你下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希望你再来我们这儿作客。”
“喂，你爸爸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几乎认为我是美国人啦。”
“他有时相当古怪。”
“我把这番话理解成建议我去看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啦。这太怪了。”
“不错，可是我没法解释啊。”
“我差不多认为他在拿我开心呢，”乔金斯困惑地说。
几天以后我父亲做出了反击。他找到我，对我说道：“乔金斯先生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爸爸，当然不在啦。他只是来吃饭的。”
“呃，我原来希望他和我们一起住几天。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不过你在家吃晚饭吗？”
“在家吃。”
“我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你在家里连续过了许多单调的夜晚，以便换换花样。你以为艾贝尔太太胜任得了吗？不行的。不过我们的客人并不苛求。卡思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太太，正是所谓的核心人物。我希望饭后听听音乐。我还为你请了几个青年人。”
现实的情况超过了我对父亲的计划所怀着的不祥预感。客人们聚集在我父亲不自觉地称之为“楼座”的房间里，这时我才明白，明摆着这些客人都是为了让我不痛快而仔细挑选来的。而青年人则是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一位学大提琴的学生；她的未婚夫，一位不列颠博物馆的秃顶年轻人；还有一位只懂得一种语言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到，我父亲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在瓷器架后面冲我直抽鼻子。这天晚上，他在纽扣眼里别上一枝小小的红玫瑰花，好像骑士在战争中佩戴的徽章。
晚餐时间很长，菜肴跟那些客人一样是精心挑选的，也有一种存心嘲弄的意思。菜肴并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些，而是从早就确定下来的几份菜单中拼凑起来的，那些菜单是他还能在楼下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的花饰考究，上菜时，盘子照红、白相间的颜色轮流出现。菜肴和葡萄酒一样没有味道。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钢琴，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楼座”里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公牛。
这是个令人十分厌烦的夜晚，宴会终于散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多不带劲儿呀！你知道，如果没有你在家这个推动力，我永远也鼓不起勇气邀请他们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久，我也就会过许多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你对她的毛茸茸的唇髭有反感呢，还是对她的大脚有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想。我在哪遇见过他呢？还有康斯坦蒂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遇见的呢？不过殷勤待客这一条还是要遵守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的。”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不过我却失败得更惨，因为父亲有更多的储备可以利用，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却被挤在一片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里。他从不宣布他的战斗目标，而我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惩罚性的——是否他的思想深处存有某种地理政治学的思想，要把我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如同菲利帕姑妈被赶到博迪盖拉，表兄梅尔基奥被赶到达尔文一样；或者，似乎是最可能的，他之所以战斗，是否只是由于热爱使他才华毕露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收到的，当时他正在家里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