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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
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
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
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
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
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
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
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
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
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
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
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
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
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
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
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
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
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
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
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
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
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
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
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
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
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
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
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
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
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
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
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
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
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
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
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
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
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
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
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
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
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
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
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
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
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
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
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
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
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
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
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
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
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
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
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
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
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
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
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
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
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
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
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
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
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
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
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
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
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
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
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
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
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
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
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
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
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
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
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