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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英国当局似乎对在溪边被捉拿的人们不知如何处置。这些人从一个地方被踢到另一 个地方，从一个法庭被踢到另一个法庭，但是一个要害（也是夫权）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难道只是因为跟随丈 夫出逃，就该把这么多的妇女和无辜的儿童扔进监狱？当然，反过来说，她们指出，因为她们的房子已被变卖 ，已成无家可归之人，所以也不能遣送回家。在她们被“折磨”了一段时间后，当局乐得把这些人赶走了事。
布鲁斯特、鲁宾逊以及“其他几个弥撒团的主要成员留在后面安慰她们，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保护”，尽 管能帮上多少就难说了。在波士顿失败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再次受挫，使一些人灰心丧气，“在面临这些第一冲 突时便退缩了回去”，但是还有一些“有新鲜勇气”的新人加入弥撒团。不管怎样，过了一阵子，他们都陆续 逃到了荷兰，“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地点”。这群人重新聚集起来，“不是小小的一点高兴”。
布鲁斯特和鲁宾逊应该，也可能只会在所有想走的团体全都平安到达彼岸时才会启程去阿姆斯特丹。这 些团体的总人数加起来有二三十个。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数高达125人，但这似乎包括了已先程到达荷兰的那些人 ，也就应当包括从盖恩斯伯罗过去的弥撒团的人马。
在他们能够出逃的时间地点出逃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秘密组织仍然是这个万马齐喑的王国的一部分。关于 这些人的探险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少，干脆说一无所知吧，但有一个例外，布拉德福德曾经暗喻自己曾在陆地 上和海上有被别人暗算的“危险”。他用第三人称描述曾有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乘客将他出卖，告诉“毒蛇 ”（一个在船上的警官）他是从英国逃出来的人，警官便将他捉获并送到离当地最近的荷兰县府处理。县府一 接这个案子，当即将他释放，布拉德福德继续前往阿姆斯特丹。
布鲁斯特是这场出逃运动的动力来源、组织者、引导者兼具体安排者吗？在斯克卢比周围是不是曾经开 过很多秘密会议？是不是曾有怀抱幼儿的妇女们央求他们留居原地呢？是不是曾有一些坚定、固执和敬神的人 们在深刻反省时发现自身的迷惑呢？我们对这个故事的几位中心人物的个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非常令 人无奈：他们是什么长相？他们的秉性如何？他们的品行和特性又是什么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仍然是 历史后台上的角色。（就连凯莱布·约翰森的综述里也只有两幅画像。一幅是爱德华·温斯洛，长长的卷发， 一张唇上留着胡须、下巴蓄着山羊胡子的严肃的脸，僵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封信。另一幅是迈尔斯·斯 坦迪什，他脸上的胡须更浓密，但从他的脸看不出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就连这幅画像的真伪也有争议。）
当他们来到历史前台，那些把王侯将相和高级神职人员的点点滴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学家才不会费 神去惠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英国乡下来到荷兰的一个省会、然后来到美洲的荒野的弥撒团的。
但是，马尔克姆·迪尔比说：
我们的确知道这个团体的首领是一些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关系多、教育程度高，他们既与下层平民 打成一片，又与上层人物过往甚密。布鲁斯特在做外交官时，和离权力中心（官廷）很近的威廉·戴维森能够 面谈。他们与贵族有关系，这能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免受最残酷的迫害。他们也许可以仰仗一些朋友的 庇护。
第三章到荷兰去（3）
我认为这件事的大部分是那些首领的性格的体现。这是一场在全英都有许多响应者的政治运动，但只有 在斯克卢比和盖恩斯伯罗两地，他们决定向前再走一步，而且是很激进的一步：“我们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 我们的理念永远无法在这里发展，对我们的迫害只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们必须到一个能容忍我们的地方，那个 地方就是荷兰。”
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当盖恩斯伯罗和斯克卢比的弥撒团离开后，分离主义运动也悄然而去，这场运动消 失得如此彻底，就好像它从未在这些地方发生过一样。就这样，四个从剑桥出来的奇人开创了这场运动，然后 将它整个带走了。
当时的荷兰曾经经历过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个区域被称为“低地诸国”——包括 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这个地区当时已被法国东南部的Burgundy的诸侯同化了，但是，通过我们已经读过的那 些改朝换代的联姻中的一个联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一个天主教徒继承了这片土地。当时的荷兰人都是卡 尔文主义者——也就是法国新教神学家约翰·卡尔文的追随者，他们不喜欢这个新国王，所以把西班牙人给赶 了出去。1572年，一些追随卡尔文主义的海员攻占布莱尔勒城并将其作为抗击西班牙人的基地。这个事件成了 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开端。其后，其他城镇纷纷起义效仿。
后来，英国和法国与荷兰签约结盟，在斯克卢比弥撒团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聚集一年之后，荷兰和西 班牙签定了12年的停战协议。“荷兰人一直在为人身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而战，并愿意为世上的每一个人提供 这两种自由。”将当时的宽容〃理想化〃成今天的宽容观念是一种误解。卡杜克斯和van－de－Bilt在《古城新客 》一书中指出，荷兰比詹姆斯国王治下的英国的情形要好得多，实际上，比其它任何地方也都要好得多，荷兰 毕竟是一个商业的国度。这说明荷兰人对他们自己之外的世界的视野更宽、观念更开放。在1608年，如果你要 逃亡，没有比荷兰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还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里离英国相对较近。荷兰有一个特殊的信条： “每一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任何人不得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侵扰和质疑他人”。
从斯克卢比来的乡民们一下子接触到许多新景象和新的经历：由武装的士兵们把守的有城墙的像城堡似 的城镇，不同的服饰、习俗和举止，还有“奇怪的、听上去挺粗鲁的语言”。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新世界。阿 姆斯特丹不止是一个难民的城市。荷兰人仰仗他们不断扩大和改进的商船船队……从整个当时已经探明的 世界获利，各种商品，从巴尔干的木材和沥青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和丝绸涌入阿姆斯特丹。西班牙人破坏安特 卫普港的决定将阿姆斯特丹带进了黄金时代。被葡萄牙的宗教审判所赶出来的犹太人已经将阿姆斯特丹建成了 全球钻石研刻和交易中心。从安特卫普逃过来的弗兰德人都是些服装商人和金融家，犹太人、弗兰德人和荷兰 人，但主要是弗兰德人开创了所有大规模资本主义的精细的运行机制的先河。他们建立了国家银行、特许公司 、一个股票交易市场。荷兰共和国是欧洲最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它坚实的国力是和它对从外面来到它境内的难 民的容忍、接纳的开明态度分不开的。
然而，这个新世界其实并不像表面上可能表现出来的那样令人难以亲近。荷兰是斯克卢比弥撒团在 决定逃亡时的合理选择。英国和荷兰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国家更近。在1585年宣言中，伊丽莎白将荷兰称为英国 的最久远、最熟悉的邻邦。由于在荷兰共和国境内有一个很大的英国侨民社区，其对宗教的宽容和对宗教改革 事业的忠诚举世闻名，所以对于英国的逃亡者来说，荷兰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因为每个人都各行其事，所以一个宽容的社会也并不是“纯洁无瑕”的净土，阿姆斯特丹也不例外。有 人将这个地方说成是“所有教派的聚集地，所有的宗教贩子都有一席之地来贩卖他们的把戏”。因为谁都不用 听谁的指令行事，宽容的风气也会产生冲突。对于那些在信仰上绝对顽固的，坚信一丁点小事都有天堂和地狱 的差别的人们，宽容的风气本身也会制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