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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准确，这种看法——或者如阿弗纳所说的觉悟——在农场时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强烈。入伍以后，他一直持这种看法。在以色列，掌权的都是加里西亚人，其他犹太人——德国人、荷兰人或者美国人——掌权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亚人想得出办法的话，东方犹太人几乎沾不上边。
阿弗纳持这种看法并不是说他感到沮丧、生气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们竞争。他要在加里西亚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他要成为一个无可匹敌、鹤立鸡群、战无不胜的人，最终成为众人之首。也就是说，战胜加里西亚人，战胜集体农场的农民。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多么伟大、多么坚决、多么厚颜无耻，他都要打败他们。
也许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对一个没有希望取胜的人来说，要被以色列接纳，只有一个办法。即使对一个在内心里觉得只有在法兰克福才更像在家里的“野客”来说，也是这样。这个办法就是成为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身处险境的哈兹翁，一个力挽狂澜的荷兰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纳在集体农场的最后一年，他才发现父亲是个秘密间谍。实际上没人告诉他。如果有人告诉他，那个词也不是“间谍”。他母亲也许说过，你爸爸在为政府工作。别人说的时候，很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声音降下来：噢，你知道他在给谁做事吗，给“穆萨德”。 如果翻译过来，这个希伯来词汇的意思是“学院”，可以是生化研究院，也可以是交通安全学院。但是如果单独使用，“穆萨德”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那个相对较小、严密警戒、受到高度尊重和非常秘密的组织”。它被看作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绝对生死攸关的一个组织。
阿弗纳有好几个室友的父母干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有两三个人的父母是部队里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只有一个男孩的父亲在为“穆萨德”“做事”。
一天，阿弗纳正好跟这个男孩一起站在大门口。那个男孩的父亲把车停在他们面前，他是来看他的孩子的。阿弗纳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父亲能来看他。那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的孩子打招呼，扶着他孩子的肩膀摇了几下，又用拳头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然后目光落在了阿弗纳身上。
“这是阿弗纳。”他的儿子说。
“很高兴认识你。”那个人说，几乎要把阿弗纳的手捏碎。“你是新来的？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阿弗纳告诉了他。
“那么，”那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阿弗纳说，“你是他的儿子，好！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好。”
“你认识我爸爸？”阿弗纳有点吃惊地问。
“你问我我认不认识他？”那个人说完，带着他的儿子穿过了大门。
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说。阿弗纳的脑子里飞快转动起来。一个人说他在为“穆萨16
德”做事而且可能认识他爸爸，这跟说他父亲是间谍相差太远了，但那个人看他的情形，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似乎认识他的神情，以及仿佛在说“我们中的一员”的那一瞥都意味深长。再结合“进出口”业务、不停地四处奔波、法兰克福街道拐角处的那些人及其紧张的眼神一想，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就让他坚信不疑了。但这仅仅是猜测。
为了再核实一次，阿弗纳只需要等下次和母亲单独相处时，漫不经心地问一句就行了。
“妈妈，爸爸是间谍吗？”
“你发疯了吗？”母亲边说边飞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告诉我吧，妈妈，别这样回答我。你以为我是五岁的小孩吗？集体农场里有人认识父亲。你想让我到处去打听吗？”
阿弗纳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失礼的行为了。
“听着，这不是在电影里，”母亲说。“这里没有间谍，你爸爸是在做进出口业务，有时他也为政府干活，你明白吗？”
“当然，妈妈。”
“明白就好。”母亲呆滞地说。
那么，是真的了，阿弗纳非常激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他之所以这么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现在可以原谅父亲同意母亲把自己送走。这个原因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原因。而是从这一刻起，阿弗纳觉得自己可以跟集体农场那个块头最大的农民平起平坐了，甚至还比他优越了。一个剪鸡指甲的“野客”跟最有权势的加里西亚人平起平坐了！
但，阿弗纳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
如果他父亲来看他的话，他可能会跟父亲讲。可是在入伍之前，待在集体农场的四年中，阿弗纳只见过他两次，两次都是他放假回到雷霍沃特的时候。当时父亲也在那里。每次都是一两天，然后他就不得不飞到国外做生意。那时阿弗纳还不愿意跟他单独待在一起，母亲周围总是有人，弟弟那时只有六岁，也让他讨厌不已，总是到处跑。
但如果父亲来集体农场的话，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阿弗纳也许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遗憾的是，父亲从没来过。
1969年，他随时都可以见到父亲了，但父亲的身体垮了。阿弗纳现在已经二十二岁，是后备军中的一名上尉，在这之前，他在一个精锐部队中服役过四年。现在没关系了，他可以见到他了。
但还有关系。
在雷霍沃特坐了一趟公共汽车，热得难受，他渴望再洗一个澡。阿弗纳猛地推开门，父亲正好在那里，躺在花园里的一把躺椅上睡着了。他旁边有一个装着橙汁的玻璃杯，杯沿有一两只苍蝇。天气酷热难耐。父亲又长胖了一些，睡着以后呼吸很重。
“喂，爸爸。”
“嗯？”他的父亲一只、又一只地睁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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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