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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之后,卡车走了。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男一女——从他们拿着书这点来判断是两个大学生——准备在“雷诺”旁停下来谈话。那个女孩甚至靠在了后挡泥板上。当然,如果布迪亚回到车上时,他们会走开,但是也许不会走很远。刚才阿弗纳还希望布迪亚快一点出现,但现在他希望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之后他才出现。“快点,宝贝。”他希望他跟那个女孩之间有心灵感应。“无论那个男孩想要什么,你都说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为那两个学生开始移步走开了。
十一点。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来。
阿弗纳朝货车上斯蒂夫旁边的罗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这个人。罗伯特点点头。阿弗纳把引擎发动起来,他知道斯蒂夫也会这样做。
布迪亚打开车门,上车,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他几乎连发动引擎的时间都没有。阿弗纳甚至觉得他连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应该有这个时问,因为车子开始移动了。
“雷诺”的门被炸开。车顶也扭曲变形。在影响范围较小、又要致人于死地这个意义上说,这颗炸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罗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没有伤害离车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没有让车里的人有生还的可能。
爆炸的声音很大。几秒钟之间,街上就挤满了人。据说,在附近办公室工作的布迪亚的女朋友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位四十一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眨眼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在靠近爆炸地点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里,有左翼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第二天的巴黎报纸猜测,在爆炸中丧生的布迪亚可能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由于车里看不出来连接电线的痕迹,所有这种说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论断。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待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他们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一个离开的。虽然阿弗纳心里的压力没有缓解,但他感到很满足。即使“谨慎的卡尔”都觉得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九个恐怖组织头子身上复了仇。现在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了。如果他们再干掉两个,就跟在慕尼黑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相当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卡尔——包括对这次行动感到非常自豪的罗伯特——都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实际上是为欧洲的恐怖分子高层腾出了一个空间。他们为一个高级位置扫清了道路,为那个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大门。数周之内,另一个人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将“东方巴黎人布迪亚突击队”重新命名。这个人是个短粗的委内瑞拉人,受洗礼时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赎罪日之战”
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从特拉维夫时间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再次展开了枪战。
在阿弗纳和他的队员们设法寻找并且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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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欧洲十一个恐怖头子的十二个月里,中东外交和军事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这次的任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重大节日的当天下午,阿拉伯人准备兵分两路,对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一共五个师,跨过苏伊士运河,对被占的西奈发起攻击。在北部,叙利亚军队的五个师,对所谓的“紫线”发起了进攻——“六日战争结束时的停火线”——从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约旦边界汝库阿德河与雅姆克河的汇合处。阿拉伯人两路军队的进攻又使北约在欧洲的常备军对犹太部队的防御行动展开了反击。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赎罪日之战”是以阿拉伯人的胜利告终的话,那几乎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除非几个大国迅速干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在规模上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觉得继续待在法兰克福或者日内瓦已没有多大意义,想把跟踪萨拉米或者哈达德博士的线索捡起来,但又发现在情感上无法这样去做了。因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防备——是几乎,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从1973年春天他们就从线人那里得到传闻,说埃及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关于这个,他们5月初甚至还在日内瓦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阿弗纳和卡尔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尽管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正如“赎罪日之战”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阿拉伯人备战的这一年里,一些比阿弗纳的突击队重要得多的消息来源定期将情报数据送往耶路撒冷。
到10月6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已没有时间在日内瓦等待指令。形势迫使他们做出决定。阿弗纳被迫这么做了。“我回部队去。”他说。“我希望卡尔和汉斯留在欧洲守着这个摊子。斯蒂夫和罗伯特去哪里由你们自己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