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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
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
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
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狻薄９湃烁且晕镆樱窈我蕴袢蝗粑拮闵畈铮蚁嘤腠拗�
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
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
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
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
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
利。
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
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
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
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
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
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
十分吻合。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
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
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
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
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
①《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244 页。
①《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2页。
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
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
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
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
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
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
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二、“穷经将以致用”
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
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
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
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
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
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
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
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
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四海之困穷不
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
想建立在博学与行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
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
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
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
“圣人之道”的境界。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
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子路》。
④［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
⑤［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46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③［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④［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
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学风。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
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顾氏所
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
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
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