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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珠宝行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5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3年。那时，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我就转了行。
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5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是，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
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元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家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过来深圳生活。在深圳生活，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作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
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啦！
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都赚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送她两次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
“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有钱赌马每月花几千元，怎么就没钱让我学美容？说来说去，对我没有责任感。”
阿妹这后一句有意提高音量，让阿松听见。阿松听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只顾讪讪地笑，埋头吃素，稍后，继续跟我聊天———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骂了一句，扭动着肥硕的屁股，上肢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口气也大起来：“不走，即便跟着我挨穷，我也总归不会亏待她。她要走，我也不拦她。我是不会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阿松将话题引向我：“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
他猜测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外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开始猜测我的身份。
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母亲和父亲一直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父母亲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你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过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
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嘛？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两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笔记，60多个在村中游逛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和棉被都留在那里，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两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与阿金和她妹妹阿银、阿春、阿灿等人竟然成为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
加以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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