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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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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与康德
南方周末 2004…07…29 16：00：17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11。50元
□张宇燕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纪昀和康德，各自给出了善恶的判定标准，一个可称之为“问心无愧”原则，一个可称之为“由己及人”原则。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两年来我断断续续地研读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此书被誉为一本“真正伟大的小书”（全书不足六万字），它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之深刻，远在柏拉图《国家篇》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上。感慨之余，我又鬼使神差地联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同样是活跃在18世纪的人写的书，那就是纪昀（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一本“叙事简，说理透，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被后人赞誉为“小说之魁”的载道文集。
据蔡元培先生讲，清代最流行的小说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和《笔记》。记得上学时我也是把《笔记》当成小说读的，欣赏的是纪晓岚漂亮的文笔和高超的讲故事本领。在《笔记·槐西杂志一》中，纪先生提到了这样一段“轶事”。一天晚上，微月朦胧，他“散步岸上，见二人坐柳下对谈”。便凑上前去聆听。后发觉两位谈的尽是些阴曹地府的“幽冥事”，他就怀疑是遇上鬼了，心中不免恐慌，“瑟缩欲遁”。二位见状阻拦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俩一个是‘走无常’，一个是‘能见鬼’，而我们本身并不是鬼。”所谓“走无常”，特指传说中的一类人，他们走在路上会忽然倒地“死”去，过一段时间后又再次醒来，恢复如初。据说这是阴间鬼吏不够用时暂借阳间活人帮忙的缘故。至于“能见鬼”，我猜测可能是指具有“开天眼”之类特异功能的人。打消了恐惧后，纪昀就留了下来，并一直听他们聊到深夜，所议之事大抵是因果报应之类。见此，充满好奇心的纪昀问道：“阴曹的冥司断案时，究竟是以儒家之理为根据呢，还是以佛家之理为尺度？”“走无常”回答说：“你无须问此，只须问问自己的心即可。问心无愧，即阴律所谓善；问心有愧，即阴律所谓恶。孰是孰非，阴间阳间一个道理，何分儒与佛乎？”听罢此话，纪昀思忖：“其说平易，绝非巫士所言。”
纪昀是乾隆皇帝的文臣才子。乾隆一朝，表面看一派盛世气象，但清帝国的颓败衰落已露端倪。按照《纪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周积明的归纳，当时的清帝国“内囊腐烂”主要有如下表现：一、“吏制废弛，官常大坏”；二、众多奴婢遭到“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的非人待遇；三、“风气日薄，人情日巧，吊诡出奇，一切世事心计，皆出古人之上”。面对如此“官吏率贪虐，绅士率横暴，民俗亦率奸盗诈伪”的世道，痛心疾首之余，纪昀作《笔记》，讲述了近1200则狐鬼故事，其良苦用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讲，在于借“测鬼神之情状”，来“发人间之幽微”，也就是“托狐鬼以抒己见”，希冀人人“问心无愧”。何谓“愧”？愧者，心中有鬼也；人何以心中有鬼？皆因对他人做下亏心事；而所谓“亏心事”，则不外乎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简而言之，纪晓岚的社会整合思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