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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对于所处的这个民族在所处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欣然落笔，化为墨痕；虽然前路或许多艰，但对这朝着阳光方向的生长，我们努力地鼓与呼。
但记录不是记录的理由，关注也非关注的终点。我们对于这时代变革的每一次喜和忧，最终都只有沉潜于人的层面才有价值。生活要多样化，经济要市场化，政治要民主化，这是一个古老文明要重焕青春的步伐和必然诉求。
所以20年来，当你在会场陈言，在书斋握笔，在农田挥汗，在工厂劳作，在校园诵念……我们将你的故事告诉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你，将中国的故事说给中国人，也说给世界听；要让书斋知晓江湖事，也求民间参知庙堂言。
这个国家不正是大家的国家吗？我们用真实架一座桥，让言说者不空谈，让主事者不麻木，让刚烈者不偏激，让脆弱者不沉沦，让大家知道大家的心事，也知道自己的方向。
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也祝福自己的梦想，它萌自20年前的那个早春，从此便如春藤一般爬满了我们的心间眉宇。
然则这梦想其实来得更深远，甚至早在100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们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他们的梦想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
所梦所想，何止20年，其实百年一脉。
但对于中国这个老大的后发国家来讲，每向梦想逼近一步，都要有巨大的付出。
但梦想没有流产，因为正如此，历史每数十年给出一个阶段主题的规律似乎清晰可见：开天眼（西风东渐、启蒙运动）、反帝制（推翻清政府）、求统一（北伐、结束军阀混战）、争主权（抗日、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新中国）、平均地权（土地改革）、改善民生（经济改革），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增强国力和复兴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
在中国，这些主题环环相扣，它们赋予今日中国以独特的魅力：每一天都能感知这变革中每一步前进的喜悦。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时代，因为它给我们未来以最新的期许。
这个国家对于未来的期许，从理想叙事的乌托邦，到国家叙事的现代化，再到传统叙事的小康社会，共性与个性、出发与归宿间，今日中国也充满着独特的张力与快速节奏。
这种状况将继续于新的时代主题破题启程后。
2003年当被铭记：政府因“乙肝歧视”遭遇行政诉讼、四川自贡3万农民“民告官”，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在这里觉醒；前河北省委书记与卫生部长被处理、收容制度被埋葬，公民对公权的监督在这里呈现；北京、深圳甚至内地小城潜江自荐竞选人活跃涌现、“违宪审查”的话题被广泛讨论，公民的政治权利在这里伸张……
这不仅表明公民意识的成长，更说明在深化与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党的十六大概括的“以人为本”、“政治文明”的新主题正在破题。
今天，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回看一年，回看20年，回看100年———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与前辈，在不同时间留下的眼泪和微笑。就让时间如光，串起这晶莹剔透的液滴，折射出一如灿烂微笑的七彩虹谱，照亮你的前路和梦想，中国！
创建时间：2005…3…17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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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2003…12…31 17：54：03 来源：南方日报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2003年一系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政府的品格正在开始发生变化，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开始形成。而这恰恰是以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之所在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2003：利益、冲突与权利
已经过去的2003，我们的社会经历了SARS疫情的爆发、孙志刚被殴致死、刘涌涉黑案件的重审、在许多地方发生的因拆迁引起的上访甚至自焚爆炸、农民工以生命讨要被拖欠的血汗钱等一系列的事件。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事件或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的模式在开始显现。
SARS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矛盾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政府的品格正在开始发生变化，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开始形成。而这恰恰是以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之所在。
背景：社会分化的细化与聚合
2003年的许多事件和社会现象，都是发生在社会不断分化的背景之下。而社会分化则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走向。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趋势的交织。这两个趋势，一个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另一个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
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的现象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1990年代，有几个过去经常使用的名词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而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比如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这表明了工人这个职业群体内部分化的加深。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有人将这种趋势称为社会的碎片化。
在这种趋势演进的同时，还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与之非常相反的趋势也在发生，这个趋势就是聚合的趋势：这些细化的碎片又正在开始往一起积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聚合的结果，就是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而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很难用其他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的趋势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迹象，这意味着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种阶层结构的变化，反映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上，则表现为1980年代的普遍不平衡感转变为部分阶层或群体的严重社会挫折感。在1980年代，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因素，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方面，所以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个体户不平衡，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平衡，国家干部不平衡，知识分子也不平衡。但在1990年代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