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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我和A有了一次谈话的机会。
是星期六。自从上了高二，学校每个星期都叫我们“从双休日中拿一点出来”，测验。于是我们就拿了一点出来——确切说，是一上午。每个学校都这样：该起劲的时候么拖拖拉拉，不该起劲的时候么一天到晚打我们私人时间的算盘，不要脸。那个星期六，破例没有测验。给我们开了个年级会议，说大家就要升高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选文科选理科的事情啊？“3＋1”选什么科目考虑过没有啊？明年高考的严峻形势展望过没有啊？等等。要我们赶快回家跟家长商量，决定“3＋1”的科目，准备战斗。意思就是说，要分班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理书包准备回家的当儿，A走过来，问：“带你去我的小学，好不好？”我看看他。他的脸色灰扑扑的，不是很健康。我说：“好。”点点头。他问：“你不感兴趣喽？”我说：“好好好！”总是这样：你假如不表现出一种欣喜若狂的姿态，人家就以为你不感兴趣。
我们从校门口走出去，走到马路上——就是那条让我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的马路。我们走过了许多条马路。经过一家婚纱摄影馆时，我们看见里面坐了许多新娘子，每个人都有化妆师在摆弄。A说：“我以后决不会让我的新娘子在这种地方被画得面目全非。”我说：“你要替她？”他大笑，转而对我说：“你以后是一定要步行结婚的——那么喜欢走路的人。”我笑了两声。他又说：“前面就是我的小学。以前我上学一直经过这里的——以前这里是一家布店，布多得都摆到街面上来了。”我说：“噢。”我是连个布店的鬼影子也看不出来。
A的小学正在装修门面，校门口搭着脚手架，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脚手架下面走进学校的时候，一直在担心这上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一根铁柱子倒下来，把我砸死。A却很自如、很自信地往里走，大模大样，好像他不是学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样。“喂！喂！”从门房里跑出一个老爷爷，大叫。A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放慢脚步，继续往里走。“你干什么？”老爷爷问。“我过去是这里的，来看看。”A停了一下，说完又走。老爷爷叫：“今天没人，看什么！”我叫：“不要紧！看教室也可以！”A笑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走进了A的小学。
“我一年级的时候在这儿。二年级在这儿。三年级、四年级在这儿。五年级在这儿。”A伸展手臂，对着四层教学楼指点江山。教学楼是湖绿色的，玻璃窗又高又大，闪闪发亮，整幢楼看起来真是清凉，像盒薄荷糖一样。我说：“你们这里倒是很好的……很有钱吧？”他笑笑，说：“是吧。”
“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么……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对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坚执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定读历史的。你么总归是铁定读物理的。不用说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3）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是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关系不是也挺好的，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坚执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其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坚执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沮，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五月二十七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个电视机就要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的，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
“看什么啊？看成龙挂在那里？我们再看下去，那个人大概要把电视机敲掉了。”A又预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严正地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算了。两年以来，襄没城教育解颐的时候不是随便数得清的。不过，我再了解再清楚不过，这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了多少非凶恶成分——一种自以为的长辈对自以为的小孩的湿湿润润的宠溺味道。人要知足。
从A的小学出来，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到处流窜。A说：“解颐，我一旦跟你在外面荡，就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说：“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居心叵测。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说我们不良。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中了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说：“你不要笑。你只要记住我说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别人又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对吧？”A大笑着点头。
说起来，我们真是好孩子。我们打电话回家去说今天晚回去，要在学校做功课，父母都相信我们。可我们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用A的话来说，在荡。究竟什么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随便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A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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