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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万秀才假冒中书确实因为生计所迫，科举时代有“穷秀才，富举人”之说，全国能考中进士，直接当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能考中举人，便算是进入精英阶层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不做官，在乡间主持书院，办理临时公差，也很有油水，受乡绅们尊重，一般穷不了。因此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后，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有人主动送银子、房子和仆人。万秀才考了几十年，不能中举，又没有别的生计，假冒官员实非不得已。但他不敢冒充进士和举人，科举时代每次考完后都有名录，考中者的名字天下士林的人全知道，冒充科名容易露馅。
为什么吴敬梓说万秀才冒占凤凰池呢？这有一个典故，武则天当国时，将中书省改称“凤阁”，将门下省改称“鸾台”，明清的内阁照典故别称为凤凰池。到了明代已经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尽管后期内阁大学士权重，但内阁的中书——也就是说是政府办公厅一般秘书，实则没什么权力。中进士的，第一流进翰苑，作为重要干部培养，前程似锦；其次则是做知县和六部的主事，有实际权力；而内阁中书最清贫，一般没有进士愿意做，但说起来这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处在中枢。
这样一个有虚名而无实利的职务，到了明朝后期，就成为捐官者一种合适的选择。因为内阁中书也是学习的性质，三年期满可以授职，比如去做知县。当大批有钱者捐钱买了个中书的衔，不可能都去北京城的内阁上班，大部分呆在家里，等期满后再活动一个实职，因此冒充中书最保险。
假万中书碰到高翰林，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先在高翰林家里，和真中书秦某、施御史一起喝酒聊天，大谈科甲的学问。这秦御史也是捐来的官，根本不去北京上班，当然不认识“同事”万中书。因为是“同事”，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第二天秦中书做东，再请高翰林、施御史和万中书赏脸。
可哪知道总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发生，众人就在秦中书家中推杯换盏时，钱塘县知县派衙役径自过来，将万青云捉拿。原因是负责海防的苗总兵吃了败仗，被参革，抄家时发现了万秀才拍苗总兵马屁的诗文。——人家主要就靠这种方式，打财主和武夫的秋风，有啥稀奇。但我国历史上办案，唯恐不能枝蔓，办案者一定要尽量牵连，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万秀才此刻知道，拍总兵的马屁算不了什么，可冒充朝廷官员的事情，被查出来则是大罪。此时，侠义之士凤四老爹出面，让秦中书掏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由高翰林出面，找到施御史到京中活动，给万青云捐了一个真中书。
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和万秀才无非是场面上的一饭之交，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仗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又拜我国帝制时代司法特点之所赐。
前文已经提到，办案者往往唯恐四处枝蔓不多。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按程序、按律法办事的体制，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万秀才的假冒朝廷官员，他们并不知情，完全不用负连带责任，如此的话万秀才只能自作自受。
然而在帝制时代却不是这样，案子怎样办，办案官员个人意志非常重要，如果他无限上纲上线，说高、施、秦等人和假官员称兄道弟，几个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且办案者极有可能这样干，因为只有把自己所握有的合法伤害能力，用到极致，才能为自己最大限度地牟利。所以凤四老爹说：“只是一场钦命官司，把一个假官从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
凤四爹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吓唬秦中书，此时，秦中书、高翰林、施御史和假中书万青云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秦中书要想不破家，只有万秀才的官司不输才行。如此，不论秦中书和高翰林、施御史多么懊悔，多么讨厌万秀才，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全力帮助万秀才。
说到假官，其才能和道德操守并不一定比真官差。清初苏州太仓某人的《砚堂见闻杂录》，记载康熙年间，一个姓郭的官员在赴任池州知府的路上，被一位姓张的强盗杀死，独独留下他的妻子和儿子，强盗拿着委任文书去上任。几年内在当地惩处恶霸，提倡农耕，造福一方，后来真知府的小舅子来探望姐姐，才东窗事发。
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1）
一个纯朴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
从《儒林外史》匡超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影子，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等。
他们都是在乡村里长大的青年，曾经纯朴善良，最后一步步适应社会的种种明暗规则，变得功利。匡超人比他们几个的蜕变更为聪明，因为他的变似乎就是一种水到渠成、化蛹为蝶的成长，没有丝毫的矛盾、困惑、扭捏。鲁迅小说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傲士成为军阀的幕僚，其内心是痛苦而煎熬的。这一切，匡超人统统没有，他的蜕变无任何心理障碍。
匡超人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导师：乡试久不中以编辑科考作文选为生的秀才马二，浙江布政司的书吏潘三，对匡超人来说，缺少任何一人的教导，他都不可能成功。乍看起来，马二的教导，是让他如何走“正路”，参加科举显身扬名；潘二的教导，是走“邪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唯利是图。但对一个进城谋生的乡下青年来说，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生存知识，缺一不可。而匡超人天资聪颖，举一反三，很快在正邪两途中，游刃有余，青出于蓝了。
匡超人邂逅马二先生时，他正流落在省城杭州，衣食无着，得知父病的消息无法回乡探望，只能在西湖边摆摊测字，以求果腹。
匡投了马二先生的缘法，是因为马二看到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正在看一本自己选编的《三科墨程持运》——隐约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个科举不得志却不得不吃科举饭的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的书，油然有种知己之感，就像唐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结伴出游，途中碰到美丽的歌女，吟唱自己所作的诗歌一样欣喜。读书人这点虚荣心，自古皆然。等弄清楚匡超人的家庭状况后，马二先生又被感动一把，于是解囊相助，赠送匡超人回乡的盘缠，并一再灌输主流价值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顺便又为自己编的书做了回广告。
匡超人回到乐清后，孝敬父母，用功读书。很幸运地被下乡巡察的知县知道了，深为感动。——这是一个值得主流意识形态大为宣传的青年楷模。既然知县鼎力相助，县考取了案首，在知县的举荐下，顺利通过了府考和院考，成了庠生——即秀才。
此时，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匡超人的命运，知县在仕途上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上峰派人来摘他的印，他在当地官声很好，于是城里老百姓发生了骚动，匡超人也随着人群起哄，上面有人告密，说他是闹事的头头，在潘保正的帮助下，他避祸再游杭州。
以第二次到杭州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匡超人是个勤奋、孝顺、朴实的农村青年，这样的青年，在哪个时代都是主流价值观予以正面评价的。我们不能说匡超人这些特点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乡下自然长成的。他的勤奋、孝顺、朴实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最大的转机，不如此，马二先生和知县根本不可能帮助他，由此他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农民变成士人，从草根走向精英。这种阶级的变化有人穷其一生都不能完成，因此他具备了农民所不能比的社会地位。
完成这一社会阶级的转变后，他的勤奋、孝顺、纯朴这些无形资产已经用到了极点，成了秀才的他，到了杭州，如果还是第一次碰到马二先生的那样处事，他只能成为潦倒一生的穷秀才，因为乡试中举，绝非自己可以左右的。
匡超人于是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是在内外两种力量推动下完成的。他认识了开头巾店的景兰江和做医生的赵雪斋，在两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大批所谓的名士。这些名士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