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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这样的制度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待遇如此之低，而太监们却是牺牲男人最宝贵的东西来伺候皇帝的，有所失必有所求，所失者多所求者也多，人家把男人的那东西都割掉了，就奔着月米一石的待遇去，显然太不符合人情了吧。再说呢，太监作为皇帝朝夕相处的奴才，他们比谁都更能接近最高权力，仅仅靠吓唬人的祖制很难阻挡权力的诱惑。就如一个工资微薄的保安，让他看守一座金山，他能没有想法吗？
再者明太祖废除了宰相，朝廷大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看起来是乾纲独断，可他哪能保证后代继位者都像他那样为了大明江山宵衣旰食，就像好不容易买来良田千顷的土财主，非常勤俭节约但不能保证身后不出败家子。废除宰相，大权收回来，可一个人当家作主保管一大份家业，那么奉承巴结他的贴身奴仆，一定会想办法分肥，太监就是这样蚕食了一部分皇权。如果在废相之前，帝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分置的，家族公司的董事长靠血统继承，而总经理是职业经理人，凭能力选拔，如此混蛋董事长的私人秘书要想控制公司不那么容易，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比较容易防范董事长私人秘书。可大明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这皇帝一昏庸，私人秘书上下其手干预政事就太容易了。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样对太监那样严酷，肯定会让太监怨声载道，合计起来对付皇帝，甚至还会危及皇帝的安全。一个当家的和私人秘书的关系都搞僵了，他还能睡好觉吗？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能采取这种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监，后代哪有这种能力？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建文帝算是孝顺的孙子。可时势异也，他没有爷爷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还坚持祖制肯定会碰钉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会被抛弃。他的手腕和父亲一样厉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监，可规矩一旦破坏了，前有车后有辙，后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样重用太监，负面效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来，再想走回头路，恢复祖制，会寸步难行。就如崇祯帝剪除魏忠贤后，也曾严格限制太监干政，但终于挺不住最终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为此时，太监干政已经成了承袭两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没有力量去对抗。
由此可见，一项制度的优劣不在乎纸面上多么合理、多么先进、多么严密，而是在乎现实的大环境、整个宏观制度是否能支撑这项制度健康运行。
没有属于郑和的那片海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倒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1045年）六月，丁未。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龙椅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建文帝。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藩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以春秋笔法讽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藩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藩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郑和替朝廷扬威于海外，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兵部尚书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1）
明代有四个著名的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七下西洋的郑和谨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权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继位不久后，王振差点被剪除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也不会有英宗重新掌权、囚禁了代宗的“夺门之变”，明朝也不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对王振弄权的危害，大臣们早就看出来了，但无可奈何。因为他动辄就搬出皇帝来，打压诸大臣。正统元年（1436年），小皇帝刚登基，王振为了让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兵部尚书王骥开刀。当时王骥和侍郎商议边塞事务，五日内没有奏报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见王骥，当面训斥：“你们这些人欺负朕年少无知吗？”将尚书和侍郎逮捕下狱。这一招一下子就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