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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老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讥讽他做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罢了。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使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地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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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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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最后，皇帝朱允炆失败。他本占有各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缺少周亚夫那样杰出的统帅。黄子澄极力推荐李景隆，当总司令李景隆一败再败时，黄子澄又为他掩饰，希望他能扭转局势，李景隆反而溃不成军。黄子澄仍不主张处罚他，只撤职了事，无法挽救的颓势就这样造成。
○○年代一四○二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到应天（江苏南京）城下，撤职居家的李景隆率领他的家丁叛变，开城门迎接。朱允炆得到噩耗，纵火焚宫自杀。
──不过民间坚信朱允炆并没有死，据说，朱允炆在危急时打开祖父朱元璋留下的秘密铁匣，里面有一把剃刀，一份度牒（和尚证明文件），一件袈裟（和尚衣服），和碎银币若干（逃亡时零用）。于是剃发为僧，从宫后水门逃出，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到四十年代一四四○年，当时的皇帝是朱棣的重孙第六任皇帝朱祁镇，恩怨已消。朱允炆才表明身份，回到宫中，终其天年。
朱允炆既死，朱棣继位。他可以说因祸得福，如果不是削藩，他不过仍是亲王。但他对力主削藩的黄子澄等一批人，并不因此而予宽恕。他效法老爹朱元璋的手段，展开合法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发挥强大的威力。那就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凡是能攀得到的，就攀住不放，辗转牵引，除非当权人物主动停止，否则能把天下人都网罗俱尽。
黄子澄当时担任祭祀部长（太常卿），处斩，全族被杀。齐泰，前任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处斩，兄弟全体被杀。方孝孺，教育研究官（文学博士），朱棣对他特别厌恶，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八百七十三人死亡。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卓敬，处斩，灭三族。现任国防部长铁铉，磔死。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陈迪，磔死，六个儿子被杀，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谪蛮荒。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景清，磔死，用“瓜蔓抄”法，逮捕所有可能逮捕的他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使他故乡一连数个村庄的村民，全数处决，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左副都御史）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谪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大理丞）邹瑾，自杀，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胡闰，绞死，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靖难的合法屠杀，大约死一万四千余人，比起朱元璋来自然大有逊色。不过有一项要特别提出的，即罪犯的妻子和女儿，除了斩首了的外，大都发配给家奴或奴隶，或发配给妓院卖淫，百般侮辱。生下的孩子，世世在妓院当龟奴。
──“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中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朱元璋就是用“瓜蔓抄”的刑事诉讼法，把仅只两个所谓的罪犯，牵引出五万余人的同党。至于眷属沦为娼妓，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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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与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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