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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赴上海，以免部下鼓噪，夜长梦多，并嘱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礼送蒋介石登车返回石家庄，张学良失声痛哭，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面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的，没想到得来的却是对他的辞呈的“批准”真正成了“不抵抗”的替罪羊。
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蒋介石实现了由他的嫡系控制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目的。
蒋介石3月9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3月10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介石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了长城一线，其余兵力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惟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的收复热河，也就更谈不上收复东北失地了。
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3月间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天降大雪，路面结冰，敌人万万想不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军民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3月23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却作了最后的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又回到南昌“剿共”去了。但是，也有敢于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部队，奔赴长城战场。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3月12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持，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4月11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进通州后，又于5月14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早在5月初，长城战斗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便开始谋求又一次对日妥协了。5月3日，他令黄郭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秘密交涉，同时，又派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方面商议和谈及停战条件事宜。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选此复电……”按照蒋的旨意，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
3．“安内”乏术
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却把全副精力用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请看他对红军是何态度：
“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军，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 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他开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始时所作的开学训词，题为《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这个训练团，是为了集中训练国民常的军官，为“剿匪”培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训练团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过去曾相互攻击相互为敌的所谓中央军与各地方系统的军队加以统一。这个训练团围绕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1934年分两个阶段共办了三期。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前后共讲了25次话，还亲自编写了题为《剿匪手本》的小册子，并向参加训练的各部队军官们阐述内容讲解精神。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