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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致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那是我以后要继续写的。回头看去，现有的这十篇随笔，可以整理出如下结构：
讲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讲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讲官场内部的关系：《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总结：《崇祯死弯》。
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排的，不过把混讲的两篇提到前边了。
本书还附了几篇潜规则之外的文章。潜规则在明朝的一个近义词是“陋规”，写多了这种东西，人也容易显得“陋”，满脑袋利害计算，算的还都是陈年老账，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为何物。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希望本书和作者的模样丰满一些，便加了几篇杂七杂八的文章，其中还谈到雷锋和人格理想。谈人格理想的文章写得比较早，如果现在动笔，用冯友兰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衡量，自以为还能高明一些，关于造化和迷信的那两篇文章可以提供一点佐证。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覆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面的潜规则，我想先写一个“淘汰清官”。这一个“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透彻的，我想分开掰碎了慢慢说。几篇能说清楚，我也不敢确定，也许四五篇，也许七八篇。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我在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读之者，则幸甚。
身怀利器
一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1）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了。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的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笔。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他们出面，他躲在暗处作手脚，敲出钱来对半分。
故事说：“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见这张首状是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立时准状，佥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是可听可不听的。在这两个具有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我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打点。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果然就放了陈定。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四十两银子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也值得一追了。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说，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以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称“破家县令”。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执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愿开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医的证据的支持，应当说风险极小。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做“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