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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