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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店发掘在徘徊了6年之后，几乎是在一无所获的萧条境况下，一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重大突破。两个头盖骨同时出现的事实，再次让关注周口店发掘的悲观者看到了灿烂前景。
尽管战争的烟云几乎遮住了人们对其宏观世界事物，特别是科学文化关注的热情和视角，但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却例外地得到了世界性传播，当时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英国伦敦弗利特街110号国际剪报社于1937年6月向贾兰坡提供的信息，该社拥有欧洲、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区发表此消息的剪报达2000条。如此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项其它考古发现所无法匹敌的。
就在这个消息于世界广为传播并使科学界为之震动之时，11月26日，贾兰坡再度从周口店那个近似魔术师道具般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无疑于火上加油，使沉浸在惊喜中的科学界几乎陷于迷狂。当时在协和医学院的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对三个头盖骨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0月下旬曾发现猿人左下颌骨一面，并有5个牙齿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内，又发现猿人头骨两具，及牙齿18枚。26日再发现一极完整的头骨。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不得不感谢贾兰坡君。”又说：“此三头骨，均为成年人的遗存，且保存得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头盖部分，虽然完整，但颅底部不齐全。因为颜面部分及上颌骨，都有保存痕迹，可重示其原来的面目。不幸的是，保存的颜面骨骼，由于震压太碎，工作实感困难…… 最近找到的小头骨和春季发现的头骨碎片，全部可以解释爪哇猿人的问题。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认为是大长臂猿的化石，但因头骨的性质与北京人相同。由此可见爪哇猿人并非它物，即与北京人相类的一支人类。换一句话说，所谓爪哇猿人，即为北京人演化过程中的代表。然而这次找到的头骨，男性比女性高得多，并且很近安德特地的人类，所以演化过程，似从北京人进化到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现代人类。”
最后，魏敦瑞断言：“由已有的头骨和下颌看起来，在未变成化石之前，已经破碎，此种特征，可以认为北京人当时彼此互相杀害，剖弃四肢，将人头积存洞内，就现在所得材料和研究，对于人类演化过程完全可以断定，惟对解决上述问题尚嫌不足，若将来有新的发现，也许可以圆满解决……”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的创始人步达生自从有幸研究了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约8岁孩童头骨之后，一直渴盼有新的发现，但总是迟迟未能如愿。想不到就在他的欲望之火渐渐冷却之时，在11天之间，竟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的头盖骨，步达生为此受到的心灵冲击和感受是可以想象的。
当惊喜交加的科学界欲挽起袖子准备在周口店发掘与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彻底解开人类进化之谜时，越来越险恶的战争风云，使他们不得不含恨放弃这个辉煌的梦想。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交战的枪声惊碎了几乎所有关心周口店发掘事业的科学家的美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项具有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艰难地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终于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建议，周口店发掘人员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员贾兰坡携化石标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员先期回城，发掘场地只留几名当地雇用技工看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随着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溃退南下，周口店龙骨山发生了一场规模异常的血战，交战双方是日本操纵的伪军与华北抗日自卫军。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乡村寺庙以及寺庙总院、后来成为周口店发掘指挥部的几间大厅，全被日伪军所占，并成为阻击抗日自卫军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遗骸的洞穴，也成为日伪军存放弹药、食品和进行作战的天然屏障。龙骨山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与平静，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谷，喊杀声和哀嚎声在山野回荡。整个龙骨山硝烟弥漫、热血荡漾。寺庙、土墙在炮声的轰鸣中坍塌了，盛藏人类祖先的山洞在战火中崩裂。战争给这块圣杰之地带来了空前的劫难。
第四章 山雨欲来（4）
1937年11月，周口店地区的战事处于暂时的缓和。华北抗日自卫队撤出龙骨山，进入大石河一带，日伪军抓住这短暂的喘息机会，进行补充休养。就在这个短暂时刻，发生一件看似平常，但对日后“北京人”头盖骨遗失一案却不容忽视的事件。
11月7日，三辆汽车满载持枪荷弹的日本兵驶出北平城，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停下。数十名日军护卫着两个身穿便装，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人，来到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洞前。便装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的四周，接着掏出皮制圈尺测量山洞的长宽距离，然后用相机几乎拍下了一切可拍摄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积层。这二人就是悄悄来华搜集“北京人”情报，并参与了头盖骨失踪案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东京帝大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四年之后，日本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搜寻“北京人”化石的行动。
箭在弦上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尽管许多爱国将士英勇抗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而日本的全面侵华，又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以及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英美与日本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剧。
1938年之后，由于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即将破产。为摆脱内外困境，达到“死中求活”的目的，日本军阀决定把战火推到东南亚的丛林岛国。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面对骤变的世界风云，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1940年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鉴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决定携手并肩，荡平一切敌对势力，而开刀祭旗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
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例行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这一“威慑力量”进驻夏威夷珍珠港。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亚、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一看事情不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严峻而复杂的局势下，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在美利坚国土上。当他走下飞机弦梯时，立即对簇拥而上的记者宣布：“不管日美两国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能够以友好合作的态度予以解决，日美双方没有任何理由动用武力……”
野村吉三郎的出任，轰动了整个世界。日本报纸借此大肆渲染，称其为“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开创了日美关系再度谅解和友好的新纪元。”美国报纸也信以为真地纷纷以头版通栏标题刊登野村抵美宣布的消息，并盲目乐观地预言：“日美关系将揭开新的友好的一页。”
1941年3月8日，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言来语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显然，日美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双方引而不发，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对方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暂时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正当日美谈判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