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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作了皇帝，又有了张居正这样的严师，自然更加刻苦，学习不断进步。小皇帝对张居正十分尊敬，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一次张先生偶感腹痛，小皇帝就亲手为他调制暖腹的汤药。这样亲近的师生关系自然也会对张居正在处理朝政上有所帮助。当有人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蒙蔽人主时，皇帝立刻毫不犹豫地予以严惩。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张居正应该回乡守孝三年，但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权力，使正在进行的改革中断，便授意皇帝允许他“夺情”，继续留在朝中处理政事。明朝的士大夫一向是把礼制看得很重，纷纷攻击他“忘亲贪位”，皇帝又一次表现出了对张先生的坚决支持，对那些上书之人大力打击。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春，张先生重病，皇帝更是忧心如焚，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又给他加封“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明代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还命令百官斋醮祈祷，以此来为张先生祈福。
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张居正的生命，他于六月二十日病逝。皇帝辍朝一天，给予他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极具哀荣。
但是，刚刚过了两年，皇帝就抄了张居正的家，他的长子张敬修因为不堪拷掠，自缢而死。家属饿死十余人，剩下的发配边远地方充军，他八十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十顷田地。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张居正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为何皇帝的态度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或许正如后来海瑞所说的，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小皇帝尽管是他的学生，但他毕竟是皇帝，虽然对老师恭恭敬敬，可在内心深处是不会忘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天子的。而张居正却对这个皇帝学生十分严厉。一次小皇帝读《论语》，把“色勃如也”，念成了“色背如也”。旁边的张居正就厉声说：“当读勃！”把皇帝吓了一大跳。或许张居正会觉得他这样严格要求是在尽一个老师的责任，但却在皇帝心中留下了怨恨的种子，一旦皇帝大权在握，这种怨恨就会加倍地释放出来。
也许正像明人给张居正的评价“救时宰相”，张居正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他的努力只能使明朝的危亡得到暂时的缓解，却终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结局。等到后来张居正十年努力留下的家底被神宗弄得干干净净，国事日趋衰败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了他的好处。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1629年），明思宗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给还他的后人官荫与诰命。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恰恰是当年在“夺情”事件中因弹劾张居正而被打残双腿的御史邹元标。
张居正平反后，有人在他江陵的故宅题诗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但在“封疆危日”才来的这种公正的评价实在是太晚了，已经对国家的危亡丝毫无补。这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明朝就灭亡了。
拥有天下却还疯狂敛财（1）
明神宗处理了张居正，开始亲自执掌大权。但他不久就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万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为由，传令暂免朝讲数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明神宗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不让皇帝生病吧。但他虽然对朝政不感兴趣，却对一件事情毫不放松，那就是敛钱。史学家孟森曾评价这位皇帝为：“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个财迷，总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于是就纷纷寻找原因。给张居正作传记的朱东润先生曾经从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统入手分析，认为朱元璋从贫民起家为皇帝，神宗的父亲这一系就算是出身贫农；而他母亲李太后也来自于平民家庭，是一个小农的女儿，则他母亲这一系也算是小农。这样贫农的后代，小农的外孙，恐怕就会带点狭隘短视，所谓“小农意识”，对金银财宝之类的便会看得格外重些。这或许也有点道理，但人总是复杂多变的，根据血统来确定一个人终身的性格行为，恐怕不会那么准确。西晋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但却小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别人买去得了种子，居然不嫌麻烦的把每颗李子都凿了核再卖。由此可见，这血统什么的实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贪财的原因，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或许这和当年张居正对他的管束有关。张居正教育
小皇帝，作为贤明的君主，要重视粮食蓄积，而不能把珠玉之类的
奢侈品看得太重，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而珠玉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对于小皇帝逢年过节的花费和对宫里人的赏赐，他也劝皇帝要竭力俭省，于是小皇帝给宫女们的赏赐从来都很寒酸。但是，在受过了这么多正统的节俭教育之后，小皇帝终于开始不耐烦了，尤其当他面对张居正的抄家清单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昔日老师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为报复吧，都会让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不一般起来。所以，他一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但对于神宗皇帝来说，查抄的这些家产不过是点小钱，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于财富的渴望。于是他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捷径，从而也带来了明代后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矿税。
其实，皇帝想出这个敛钱的招儿也挺不容易的。田赋是不能再加了，否则只好让老百姓喝风；商税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来也太麻烦；传统的专卖，则品种固定，数额也基本稳定，估计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几种收入都是要上缴国库的，也就是说，属于国家财产，未必容得他随心所欲的花。至于抄家，只能偶尔为之，总不能作为一项经常收入吧。所以，最后他就打起了这开矿的主意，绕开各级政府官员，只让自己亲信的太监前去办理，得到的好处，也就统统算做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了。
当然，开矿能变成一种生财之路，也是当时的科技水平有所发展的结果。开矿要上税，始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就是一种应付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后的历朝历代，矿税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起初，矿税所得在政府税收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矿藏的开发，这笔收入渐渐变得可观起来，到了明代，征收的范围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是，由于开矿要凿山挖地，总被认作是一种破坏“风水”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政府对于开矿也有所限制，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一心敛钱的明神宗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再加上，当时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早就把以前张居正攒下的一点家底弄得精光，国库也变得空虚了起来，皇帝就更需要找到快速生财之法。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打破了以往对开矿的严厉禁限。自此每遇奏报开矿，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监督。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开始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搜刮的钱财自然都上供到了皇帝这里来，于是，尝到甜头的皇帝就更加乐此不疲，终万历一朝，矿税一直为害极大。
按说，政府鼓励开矿应该是发展经济的好事，去收税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明神宗派出去主持开矿和收税的却是身边的太监，而绕开了各级政府。本来，有明一代，太监的势力就颇为强盛，权阉辈出。这些大公公们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信，对于那些官儿根本看不上，而且这帮人素质不高，没有什么责任感，一切以敛钱为第一要务，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统统不放在心上。于是，他们每到一地，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对不屈从于他们的地方官，更是上奏告密诬蔑，皇帝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大公公们，总是立即下令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