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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队上要处分这个学员时，我说：“批评要抓紧，组织处理可略缓，我要派人再核实一下事实，并要亲自找他谈一次话。”
队长又来找我说：“他还是不到会，校长，你看怎么办？”
我说：“你告诉他，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织批评他所犯的错误，他应无条件到会嘛！”我接着说：“你第三次通知他，如果他还是不到会，用担架把他抬来，出席党的会议。”
这一带强制性的办法还算灵，他没有让人抬来，而是自己步行走进支部大会的会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从此，这个学员对队长不满，见了我这个校长如同见到仇人一般。他利用住院的机会，四处搜罗整风运动中人们给我提的意见，不加分析地统统列成我在二分校所犯“错误”的材料。
1943年4月，二分校高上科五百多人调赴延安，那个犯错误的学员随队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参加整风学习。他认为时机已到，借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名义，在二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大骂我三个钟头。说我是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典型，旧军阀式的带兵方法。还说我让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跑步，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木棍，看着谁不顺眼，就打谁的屁股。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校长连国民党的军官都不如。他还在中央几个大单位的会场上，作过同样内容的发言。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发言，为延安的街头巷尾增加了议论的新话题。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
“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来学习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
“你们二分校有个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言，骂了你三个钟头，骂得你狗血淋头，不是人样了。我在这里看过他的一份发言稿，足有1万多字。”
“我在二分校执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人家批评，对我有好处。”
“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工作一贯积极，从不偷懒，说话直爽，办事认真，但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
“刘校长，你讲的话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好的方面，我继续保持，不足的方面，下决心克服！”
刘校长点点头，满意地笑了。
第三部分第79节 孙毅回忆“七大”（2）
到达延安，我首先拜见了聂荣臻司令员，接着又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聂司令说：“孙毅，你旅途疲劳，先去军委招待所休息几个月，然后再进中央党校学习。”
住在军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团以上干部，有不少老红军战士，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等，共七十多人，组成干休所党支部，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指定我担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二分校高上科的学员们，每晚都有人到军委招待所看我。师生见面，亲切热情，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那个犯错误干部的发言展开话题，不少学员开诚布公地谈论我在抗大二分校的功过，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
我对于学员们当面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心情极不平静，常常是深夜坐在油灯下，认真思考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
事实胜于雄辩。没过多久，那个犯错误的干部大概有些醒悟，据说，他说过一句心里话：“要让我当校长，我也得那样做，我实在对不住日夜操劳的孙毅校长。”
我住在军委招待所，一有时间就找老同志交谈。一天，一位老红军战士告诉我，他去枣园看望了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现状。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顿里翻腾起来了，萌发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头。当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粤赣军区第22师同毛主席相处10天的日日夜夜，到现在已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之中，我们党我们军队特别是我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征和抗击日寇的斗争中，自己遇到过无数困难和坎坷，但坚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信革命能够胜利，总算是挺过来了。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说呀！想到这里，断然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
第二天早饭后，我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装，就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枣园出发了。隆冬的延安，天气很冷，但我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自己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冷静地想一想，心里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见到毛主席汇报点什么呀？10年中，许多战友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许多活着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绩，想到这里，心里又有点抱愧，想着想着，脚步迈不动了，于是又转回来了。坐在宿舍，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毛主席写信汇报。
1944年12月14日，是宁都暴动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想起了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长、原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董振堂，他们早已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这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着眼泪用毛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从1934年长征前到现在的大体经历和自己目前工作、学习情况，请毛主席批评指示。
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天天盼着毛主席的回信。当我给毛主席去信一个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当通信员告诉我是毛主席给我来的信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拿着信仔细端详着，信封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个印好的红框框，在红框框正中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孙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仑”。我知道“昆仑”是毛主席住处的代号。
我急忙将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信是这样写的：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
在党的七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想想领袖的教导，想想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再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们，自己感到很惭愧，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争取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七大结束后，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党校集中起来接着学习了两个月，讨论七大的路线，学习七大的文件、报告，都编了组。“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标题我还记得很清楚，讨论了两个月还是比较深刻的。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去贯彻七大的路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张君、我，回到冀中就贯彻七大的路线。七大代表们对路线讨论深刻，对路线的执行也比较坚决。总之，七大开会五十多天，讨论得比较深刻，以后又进到党校，关于七大的路线又学了两个月，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七大以前，毛主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走以前，我俩再谈谈。可是后来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毛主席决定要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临走时，我被点名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送他们时，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