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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央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11月1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这两个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面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
第二部分第49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3）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
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