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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话愕爻霭媪恕５笔敝泄母锩斗肿臃追追⒈砦恼拢魇慵杭＠畲箢鹊恼窝趼畚模鲜隽狡猓�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19年4月发表“孔乙己”，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1921年8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分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第一部分第4节 萧三回忆“五四”（4）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