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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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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6师之众,实际有28个团,照军编制,可称10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34个,会员数增至28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贛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这对他很不利。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产党人吴玉章评论后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博篇第27节 挑起迁都之争(2)

    蒋介石在1926年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辏Т庸阒萁拥侥喜菇亓袅瞬糠秩〉澜魅ノ浜旱牡持醒胫醇辔焙凸裾保冢保梗玻纺辏痹鲁酰米栽谀喜倏酥醒胝位嵋榈诹瘟偈被嵋椋欠ň龆ㄖ醒氲巢亢凸裾ㄗつ喜;岷笥霉竦持醒氲拿宸⒈硗ǖ缢担酉衷谡尉卤憷鸺醒氲巢考肮裾υ葑つ喜乱蝗罩醒胫葱形比寤嵋楣鲋醒氲巢考肮裾さ睾螅傩星ㄒ啤K婧螅酱尾僮菽喜位嵋樽鞒鼍龆ǎ笪浜撼闪⒄畏只幔馍⒘偈绷嵋椤T饩芫螅痔岢鲈谀喜倏竦持醒肴幔员阌栈蠊竦持醒胛钡侥喜础!   �
    他还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2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使蒋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评析:    
    蒋介石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不顾大局,挑起迁都之争,破坏了革命内部的团结,给革命高潮蒙上了阴影,当时遭到全党的反对,乃至于声讨是必然的。    
    从另一方面考察,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借机发难有其必然性,是其政治野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他由迁都武汉的积极要求者到迁都武汉的反对者,这种大转弯,如果用常人的眼光观察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把握他政治野心膨胀的脉络,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武汉的政治态势,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奇怪,要求迁都武汉也罢,反对迁都武汉也罢,都是围绕着蒋介石掌权控权而转的,当迁都武汉有利于蒋介石攫取更大权位,他就支持,当他感到不利于甚至威胁到他的权位,他就要反对,万变不离其宗。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环冲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给自己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退路,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走上了公开叛变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由此说来,蒋介石挑起争端,借机发难这一着是一大败笔。


博篇第28节 寻求靠山,改弦更张(1)

    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炝湓谟虢槭囊淮翁富爸幸徽爰刂赋鼋槭笔钡睦Ь常担耗闶且豢琶魅罩牵阋媚阏饪琶餍情媛涞糜肷鹗币谎炻穑磕闳绲デ蛊ヂ恚竦车哪勘攴芏罚铱梢运担阕萑挥写司瘢次拮愎坏男愿翊僖酝贫愕墓ぷ鳌!敖夥挪⒅亟ㄖ泄⒅贫ü蚁芊ǖ闹卮笤鹑危枰艽蠛芏嘤跋炝Α⒔鹎胪U漳壳扒樾危庑┠阋谎裁挥小!彼胍删痛笠担惹行枰扒笮碌闹С至Γ扒罂可健!   �
    事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潮,引起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待革命阵营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本来是想利用北洋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谁知这个奴才势力太不经打,北洋军阀濒临破产,他们力图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也感到仅仅凭武力威胁,已不可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改变策略。    
    于是,他们开始变换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从分化革命阵营入手,引诱革命阵营中的所谓“稳健派”走上镇压群众运动,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国政府“于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建议列强发表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悬而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生命财产”等权利,表示必要时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要诉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议会宣布“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期望增加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同时也不放弃武力干涉的可能。他们为了能实施新的策略,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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